沈溪琢磨了一下，这两篇题目看似不难，但其实都不容易。

在沈溪想该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学而时习之”，还是“有匪君子”时，别的考生还在那儿抱怨，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鬼题目。

两篇四书文的考题，却有四分之三出自《诗经》，对于在场大多数考生而言，这题目简直无比的坑爹。

众所周知的事情，高明城科举时的五经本经是《诗经》，所以他出题才会对《诗经》这么偏爱。

但《诗经》属于五经，而五经又是府试选考的题目，就算历年来高明城在《诗经》题目上出得很出彩，也没像今年这样，在两篇必答的四书文里全都引用五经内容。

说是四书文，还不如说是五经文。

沈溪没有像县试一样马上落笔，而是要整理脑海中的知识，就算第一篇容易些，也需要从那么多圣贤之言当中，找到切题的内容。

过了大约一刻钟，沈溪把脑海中把脉络整理清楚，然后在草稿纸上奋笔疾书，作成文章，最后稍微修改，第一篇文章就算完成了。

沈溪重点检查了避讳的问题，在确定没有犯忌讳之后，沈溪开始把文章誊抄在考卷上，字迹只算是工整，并未刻意在考卷上表现他的好书法。毕竟主考官高明城只是乙科出身，若一手好字太过出众，也容易引起他的嫉恨，还是中庸点好。

沈溪完成第一篇文章后，稍微留意了一下周围的考生，顿时发觉情况好像不太对劲。入目所及的考生竟然没一人落笔，全都眉头紧锁苦苦思考。

沈溪心想：“难不成题目太容易，他们不知如何下手？”想到这里，他不由摇摇头，把精力收拢回来，放到他认为比较难的第二题上。

这题目，其实无论从“学而时习之”还是从“有匪君子”来论述都是可以的，区别是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儿。这涉及到出题人的心理。

若出题人认为当一个有文采的君子，前者“学而时习之”比后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重要，你侧重后者就是审错题了，在十取一的考试中。等于落榜。同样的道理，要是出题人认为后者比前者重要，你侧重前者，同样会被刷下去。

从字面上，很容易认为。既然出题人说的是“学而时习之，有匪君子”，那就一定是学而时习之更重要。

可沈溪却要从出题人高明城身上来考虑，到底他觉得哪点更重要呢？

沈溪在考府试之前，特别了解过主考官的喜好，就好像当初研究叶名溯一样。

这高明城，早年属于那种落魄书生，直到三十岁考过秀才并接连中举，为主考官赏识方踏上仕途。

陈年旧事，沈溪没法调查得更清楚。但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这高明城根本不是个“学而时习之”的人，因为他在做官前是没机会“实践”的，反倒是高明城曾多次对人讲述自己少时的辛苦，如何帮人写书信以及写春联养妻活儿。

或者正是这段惨痛的经历，才令他拼命巴结权贵，不断获得升职的机会。否则，一个举人凭何官居四品的一府知府？

沈溪在想明白这点后，思路马上开阔了。

这就好像范进中举，你问他到底是学习后多实践重要。还是要经受得住生活的磨砺更重要，他一定选择后者。

沈溪找到侧重点，马上就开始起草文章。既然这题目中有“学而时习之”，那就不能不提。但也不能作为侧重，在文章中稍提一句学到知识是前提，重要的是经过生活的磨砺，忍受得了疾苦，才能真正成为君子。

沈溪这么写，等于是变相恭维高明城。

一篇四百字左右的文章。就算用八股文写，对沈溪以前动辄写几万字论文的人来说实在不要太容易。

写完之后，沈溪仔细检查过，开始往考卷上誊写。

就写的过程中，他突然想到一句诗，非常切合这题目的论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句诗在历史上，作者不明，出自《警世贤文》，算是一句俗语。

《警世贤文》最早出自明朝万历年间，后经明清两朝人的增补，成为后世儿童启蒙读物之一的《增广贤文》。

沈溪以这句诗来收尾，也是想切合论述的题旨。

最后等他把文章作完，感觉大大地松了口气。八股取士复杂，其实难就难在做文章上，对于考生来说，只要基础扎实，熟背《四书》、《五经》，再加上合理运用圣人之言，再根据主考官的爱好加入引申的东西，然后严格遵照八股文的格式写出来，就算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沈溪觉得，单从考试过程来论，比起高考轻松多了。

前后两个时辰，沈溪的两篇文章就已经做好，此时刚日上三竿，要等放排最少还要两个时辰。

百无聊赖，沈溪只能再读自己已经作好的文章。他忽然觉得自己似乎有点儿太过急于求成了，应该求稳一些，至少把文章审读个千八百遍再往卷子上誊抄，这么早早地就写完没一点好处。

沈溪这边轻松了，别的考生却一个比一个头大。

别说是往卷子上写了，就连往草稿纸上落笔的也没几个。

考试结束等待收卷的时间很难熬。

到了中午，沈溪吃了点东西，开始有点犯困。不过这到底已经是府试的考场，再睡容易睡出问题来，就算考官不针对你，别人妒恨你找衙役把你考卷拿走，你醒来等于什么都没有。

所以沈溪强打精神，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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