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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七三章 明朝历史消失的四年(2 / 2)

谢迁之后,是焦芳出来讲《中庸》,不得不说,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中,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若非他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同时诋南誉北,为很多官员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自以为精彩绝伦,能得到天子的欣赏。

实际上,按照历史发展,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呈上来。”

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今天是经筵日,并非朝会,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复阅”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

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谢迁居然如此“僭越”,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

此时给事中、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谢迁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经筵所议之事,也应该与谢迁所进呈的奏本有关,而王鏊恰好讲到洪武和永乐朝的旧事,那不用说,问题的关键就在那“史料记录上消失的四年”。

这时候沈溪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来还希望张鹤龄出来答策问,把他这份奏本给暂时掩盖过去,可谁料到谢迁的进呈会这么直接,看刘健和李东阳的态度,这两位弘治皇帝应该提前通过气了,否则断无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会就说这是我提出来的吧?”

弘治皇帝装模作样,仔细将奏本中内容看过,放下奏本后,微微叹道:“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开大明千秋万世之基业,至太宗,四海升平,实乃人间万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谲云诡,却不知哪位臣工可为朕心头解惑?”

弘治皇帝说完这话,脸上满是沧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来接茬。

因为没有问具体之人,在场的大臣不愧是儒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现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关重大,只要没问到我头上,休想让我回一句。

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变时,寿宁侯张鹤龄从席位上起来,走到正殿中央,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礼,恭敬地道:“回陛下,臣之前偶翻史书,略有心得,或可为陛下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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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段情节主要是为小沈溪升迁打伏笔,如果没有功劳,总不会让沈溪在翰林院一蛰伏就是三年五载吧?

请大家多给点儿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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