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深夜，龙潭军中，李信接到了应天府通判朱运才的报告，静然和尚庾死狱中，而在这之前曾有江西籍的商人化名入狱，这名商人现在也已经被控制起来，并有专人严加拷问。然后朱运才又在书信中特地请示李信，下一步应该如何处置。

看到李信合上公文，米琰啧啧赞道：“这位朱通判也算一员干吏，比起陈文柄倒是强多了!只是机心也忒多了些，藩王谋反影子都没边的事，便被搞的风生水起，煞有介事。”

有所为者必有所求，李信最喜欢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清楚的知道合作者想要的是什么。不过，若论起听话，还是能力多有不如的陈文柄更胜一筹。

话又说回到朱运才所报静然预言藩王谋反一事，在米琰看来不过是朱通判求官心切的投机之举，他主张李信此时应趁着打压掉史可法的锐气，进一步巩固三卫军在南京的地位。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查什么藩王谋反一事。更何况，此时终究子虚乌有，没有切实证据就大肆捕拿，难免不造成冤狱。

米琰与李信的言谈中虽然多有遮掩，但是对朱运才这等酷吏苗子却是多有警惕戒惧之意。

“元长所言极是，应天府修高架引水渠便是头等大事。只要此渠一成，今年大旱便不足为惧！不过，谋反同样也是根本大事，若不严加警惕便有池鱼之危啊！”

李信心知米琰不赞同他借助应天府查所谓的谋反案，并非仅仅厌恶朱运才是个求利之人，而是事涉三卫军隐秘，万一被其窥伺了根本岂非因小失大？

“元长可知江西一地有几位藩王？”

说实话，李信对明朝多如牛毛的藩王不甚了了，除了几个耳熟能详的，诸如赵王、晋王、周王此类能说上一二，而江西的小藩王则有些迷糊。

米琰对明朝藩王封地倒是如数家珍。

“而今，江西两地有藩王，饶州府淮王，建昌府益王。曾有南昌府宁王，在正德年间因谋反被削，又有荆王改封湖广蕲州。如此算来，大明二百余年与江西有关联的藩王，也不过这四家。”

李信点点头，又问道：“以元长所见，这几家要谋反，当是哪一家的可能最大？”

“以米琰所见，这几家均无谋反之可能！”明朝藩王，名为王，实际上和圈养的诸也差不多，不掌兵税两权，不能为官出仕，就连出城一游都要报备官府，这等藩王若说能敢于谋反，便是猪都可以上树了。

李信却坚持问道：“假设目前江西有几家藩王意图谋反，哪一家可能最大？”

米琰被李信这等堂而皇之的将谋反之事挂在嘴边的行为惊的咂舌不已，若换了旁人说起这等骇人之事，就算压低了声音，仍旧心有余悸，可以他观看李信表情，竟似混不在意。不禁渭然一叹，朝廷威权在镇虏侯心中一惊荡然无存。其实，米琰所不知道的是，李信骨子里还是那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四有青年，岂会对一个故纸堆里垂垂老矣的朱家王朝心生敬畏呢？再者，来到明朝以后，所见所为，都是些只知道做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尽私小人，皇帝识人不明，用人不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心里对朱明政权的那点好感也早就在各方的算计与陷害中荡然无存。米琰见李信坚持，只好迟疑着回道：“宁王早在正德年间就被削藩，时至今日早已灰飞烟灭，这一支肯定不能。荆王虽然在建昌屏蕃多年，但也已经改藩湖广多年，也不可能。剩下最后可能的，只有饶州淮王，建昌益王。”

李信看着米琰不厌其烦的说着车轱辘话，不禁好笑。便道：“元长可知朱通判的书信里已经给出了答案！”

米琰身子顿时一震，颤声问道：“难，难道他已经查出了藩王谋反的切实证据？”但他随即又否定道：“这，这断不可能啊，”

李信摇头，“并非如此，入狱探视的商人正是饶州籍，你说其中是否大有隐情啊？”

“镇虏侯的意思，可是饶州淮王……”米琰闻言之后颤声试探的问道。

李信不置可否却又提到了朱运才。“朱通判不肯直言他已经侦知饶州淮王嫌疑最大，如此暗示，为的就是暗示我之态度。元长说说，我该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