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救灾工作依然以铁路公司为主导，低调的进行中，已经甚少有饿死人的情况了，并且灾民自救之后，大明的财政负担也大大减轻，大量灾区的手工艺品出口各国，倒也带上了一种感情色彩，很多西方国家不但不禁止，那些带有理想主义或者道德崇高感的媒体，还大声呼吁购买这些来自灾区的手工艺品，就是在救灾，宗教团体也在本国宣扬这种理念，每每组织募捐的时候，还以出售这些商品为方式，在这种道德感召下，购买中国手工产品，甚至成了一种流行文化了。

虽然说让西方人带着道德优势，以一种施恩的心态购买中国的工艺品，有些伤自尊，但客观带动了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在西方的流行，手工艺品跟工业产品最大的不同是，其中带有文化的因素，也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救灾工作其实已经完全进入正规，甚至可以说已经基本成功了，因为各地的灾情已经开始好转，最多明年灾区就不再是大明财政的负担，甚至能通过扩大的贸易，带来经济效益。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政府的工作渐渐回归到正轨，不用一切都围绕着救灾转了，随着运输的改善，灾区的粮食主要来自美洲，大明国内的粮价开始回落，从最高的四两一担，回落到了二两一担，但之前一两一担粮食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灾是救过去了，但政府却背上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不得不开始寻求善后事宜。

这时候朱敬伦提出革新的要求，对政府来说，也有着客观的需求，因为太需要扩大财政基础了，否则连债务利息都可能还不上，这样大明政府就要被债主接管了。

大明前后欠下了五亿两内债，以及折合白银十三亿两的美国和英国债务，平均四厘的低息，每年也得七千多万两，而且还有镑亏问题，每年的利息恐怕会达到八千万两。

所以：“我国政府必须高关税税率，扩大关税收入，以此偿还外债。”

大明总税务司张子良对威妥玛说道。

张子良十多年前就已经当上了大明最大的口岸九龙税务司，十来年下来，终于爬上了大明总税务司的高位，他卸去九龙税务司之后，去欧洲考察学习了两年，当时德国刚刚打败法国，正在成为后起之国探索的榜样，德国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于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那一套用关税保护脆弱工业发展，而不是英国那一套对比优势理论，打动了张子良。

或者说张子良主要是因为他是总税务司，所以才倾向于提高关税，他需要用增加财政收入来取得政绩，另外还能加上一套保护本国工业的堂皇大旗，何乐而不为。

威妥玛却不接受，他是得知了大明税务司通过的明年税收章程后，得到英国外交大臣的训令，要他尽量制止大明这种侵害英国商业利益的政策，英国人认为，大明的新税则，几乎是针对英国的。

“不不不，贵国必须遵循与我国的约定，否则我国有权力采取相应的制衡措施，这会让两国陷入不利境地的。”

张子良点点头：“希望贵国理解，我国提高关税，实乃为了偿还债务，尤其是外债，更在优先偿还之列，而贵国是我国最大的债主，我想贵国不能对本国的金融业的利益得失，视而不见吧？”

威妥玛耸耸肩：“这是两码事，偿还债务是贵国的责任，贵国在借债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允诺，以自己本该履行的承诺作为损害我国利益的理由，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至于贵国的偿债问题，除了关税，还有别的方式筹集资金的。”

张子良摇摇头：“纵观列国税则，贵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法国紧随之，而我国亦随其后，我国税率值百抽五，堪称世界最低。敢问贵使，我国的利益是否被侵犯了呢？”

英国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在各种产业上，对其他国家形成了绝对优势，于是开始鼓吹自由贸易，为了做表率，他们第一单方面宣布大幅度削减英国关税水平，将大部分商品的税率都限定在了15以下。

法国人被英国成功忽悠，也加入了自由贸易体系，削减了大量的高税率。可是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却始终信奉保护主义，德国关税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期间，大幅度提高了关税，高达百分之四十七。

大明的低关税，却并不是被英国忽悠的，主要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大明独立建国的时候，如果不接受英国的相关关税，他们就不可能承认大明，当时不承认大明，那对大明来说可是生死攸关的，况且当时满清的海关权力都转让给了英国，大明即使接受了低关税，至少还把海关权力拿了回来。

现在大明想要行使这种权力了。

威妥玛知道张子良的意思，但他还是正色道：“还请贵国以国际公法为守则，尊重贵我两国签订之贸易协定。”

张子良叹道：“我国与贵国之贸易条款，是1866年签订之商务协定，此协定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还有三年即将到期。如果此次贵我两国不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我想我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延续这份对我国极为不利的贸易协定了。”

《1866年贸易协定》，其实主要是因为香港苦力问题而引起了，大明以鴉片贸易为威胁，最后大幅度提高了鴉片的进口关税，收回了鴉片关税的自主权，但其他关税税率依然必须跟英国协商解决，并且在这份协定中，免除了十多个行业的英国商品税率，纺织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免税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