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

长期以来，汪精卫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据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方针。

黄浩然想听听汪兆铭到底准备对他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直接给予强硬的答复，而是换了种稍微柔软的态度：

“这国战，和军阀混战毕竟不一样，面对名族存亡的关头，牺牲在所难免”

对于黄浩然如此的回答，汪兆铭心里有些高兴，因为他在黄浩然的情绪中抓到了一丝黯然，这与他的低调俱乐部的情绪很一致。在汪看来，今天的这番话，才是黄浩然真正的内心。

“就按你说的，战争难免有牺牲，可全面抗战到现在，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虽然这中间佑臣你也取得过几场大胜，可总体的趋势，却依旧是中国向后，日本向前！这不是三军不用命！更不是政府不努力！实在是因为中国比较日本的进步，足足迟了六七十年，眼下中国的国防力量根本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的外交方针又是怎样呢？不过是唱着强硬的高调，掩耳盗铃罢了！概括来说，既然从军事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只能从外交上想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

黄浩然觉得汪兆铭目前说的这些话除了有些悲观，还谈不上是卖国言论，实际上国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战，高层的想法，未必没有和汪兆铭一致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汪兆铭才会在当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并认为他这样做，才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

直到抗战爆发后，汪兆铭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正是从这种看似中正，却事先设定了失败结局的“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兆铭觉得“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

打不赢就谈，谈不了就拖，还可以期待外部的调停嘛！可冰冷的现实已经给中国政府的高层抽了响亮的耳光，如今汪兆铭还要去感慨这些，说明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全面抗战之前，压根就没有孤注一掷的觉悟。

那就再给汪兆铭递个梯子，让他顺着爬，瞧瞧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

“谈何容易，日本人既然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又岂会轻易与我们谈判，需知，弱国无外交啊若是在谈判中没有了话语权，这和投降又有什么分别？”

黄浩然的这几句，直指汪兆铭刚才那套理论中的要害，就如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亡国论者时所言：他们“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从这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前提出发，汪兆铭叛国投敌就具备了逻辑和心理基础。

“不！这不是投降！而是政治智慧！求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当汉奸，而是欲待国力增强，具备抵抗日军的条件后再试图抵抗日本！”这一回，汪兆铭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觉得黄浩然是在挑战他的理论基础，想把他和投降派混为一谈，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这也是汪兆铭现在最担心的，对自己的曲线救国行为，实际上汪兆铭也没有把握

“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等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我们再打！这是黄种人的战争，最后的根本，还是种族的融合，日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独立灭亡中国，一条是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

又是一番疯话！黄浩然看着汪兆铭的眼神逐渐转冷。对于他刚才抛出来的提问，汪兆铭根本就没有回答，而是绕开了，这，分明是狡辩的伎俩。黄浩然觉得他现在有些看懂汪兆铭这个人了。

汪兆铭虽然很早受民族主义思潮裹胁、推动，投身政治斗争。然而从一开始，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构成就十分混乱，这里面既渗合有大汉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的因素，又不能区分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斗争与以前的民族斗争的质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义误为种族主义。

辛亥革命前，汪兆铭就宣扬过：必须由单一民族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在中国，须以汉族为主干实行民族同化；在国际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设单一民族统一的国家，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帝国主义的含义是指本民族巩固后广收他族以求膨胀。正是从这种错误的民族世界观出发，“七·七”事变后，汪兆铭荒谬地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类比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他说：“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数次，全亡者两次，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们四万万人杀尽，能将我们四百余万方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当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旗号，妄图欺骗中国人民，汪兆铭便用以种族主义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的卖国理论相呼应，极力鼓吹：欧美白种人在吞啮了红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种之后，威胁了黄种人。中日同属黄种人，属同文同种，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结”，完全可以“重归于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从人种自救的目的出发，因为中弱日强，由日本为首领导，改造东亚是天经地义的。故而中日战争是“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

归结起来，汪兆铭混乱不堪的民族失败主义是其对日议和的思想动机和逻辑，对日投降，同流合污则是其变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后的必然归宿。

黄浩然不知道现在该说汪兆铭一些什么才好了，是表扬汪副主席已经站在了脱离凡人的高度，超越了国家民族，已经考虑到种族层面呢？还是直接称呼汪兆铭为疯子？

最后，黄浩然只好冷笑着不发表意见。

因为和精神病人的争吵，是不会有结果的！

“其实我早就说过的，我虽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要对日议和，我汪某人还不够分量自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德国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我觐见最高当局，他却推我去找孔祥熙，我堵了孔祥熙多次，孔始终不肯在倡议书上签字，致使调停难以为继直到南京未陷落前……为此事写给最高当局的信，多达十封以上，当面也说过多次，然一次也未准！若是准了，南京城下何必增添那么多的死尸！”

汪兆铭此时已经进入了他自己的情绪当中，他只是愤怒的向黄浩然讲述着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在他看来，没有实权的虚位，是对日议和迟迟无法进展的关键所在，而最高当局，更是本应站在最前面顶着风云的人物，却始终装作缩头乌龟，最后居然要他汪兆铭来背负卖国的罪名，实在是被陷害了。

“谋国者不应以难易定进止，更不能作个人毁誉打算！”

最后这两句，汪兆铭似乎是在评价最高当局，以表达他的不屑。但黄浩然却听出，汪兆铭言语中仿佛是在为他自己打气，为他未来做出的汉奸行为找一个理由。

为国家民族之存亡，而牺牲袭击的名誉去委曲求全，汪兆铭啊汪兆铭，你还真是个变态，明明是投降的行径，居然能美化的就像是壮士出征一般悲壮。

这人要是不要脸起来，还真是天下无敌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