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警备司令部内，黄浩然迎来两位不速之客：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和时任武汉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切列潘诺夫。

黄浩然担任接收物资办公室主任时，没少和鲍格莫洛夫磨嘴皮子。也正是由于他和这位苏联大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第二十五集团军在苏援武器分配上占尽了便宜。

截止1938年末，武汉政府向苏联贷款采购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军事物资已经全部运入中国境内，第三批也开始起运。预计全部接收完毕后，可以武装30-40个中国师。

由于最高当局采纳了黄浩然“快拿多要”的方针，加上提前修缮了位于新疆的边境公路，和历史上相比，武汉政府获得的苏援物资，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有比较大的提升。

按照黄浩然的性格，哪有守着宝山不入其中的道理？除去飞机这样不适合无法染指的装备，无论是战车、各种口径的火炮还是通讯设备，第二十五集团军都拿到了相当的数量。

轻武器方面拿的更多。手枪、弹药、手雷搬了无数，总数为9700挺的轻重机枪黄浩然部起码拿走了一半。而30000支莫幸纳甘步枪，更是一杆也没有外流，全部被收入囊中。

起初，其他将领没少向最高当局和军委会打小报告，但都没有回应。等明白过来最高当局是摆明要维护黄浩然之后，这些家伙开始拼命往黄浩然的司令部跑，希望可以通过拍马屁的方式从苏联人的援助物资中分一杯羹。

锅里的饭就那么多，别人多吃，自己就得少吃。

为了让这些苏援武器在抗日战场上充分发挥出它们的作用，黄浩然高举最高当局“优先供应有功部队”的手令继续明目张胆的“搞贪污”。加上苏联方面有心配合，这直接导致接受物资办公室在背后被人称为“第二十五集团军远东后勤部”。

相比对鲍格莫洛夫的熟悉，切列潘诺夫这个人，黄浩然几乎没和他打过交道。

为了给日本人多添些麻烦，苏联从道义、舆论、物质、军事等方面给予了武汉政府大规模的援助。

武汉会战爆发以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晚报》等刊登了大量的文章，谴责侵略，同情并讴歌中国抗战，从道义和舆论上声援武汉会战。

随着苏联军火武器达到中国，特别是1938年中德军事关系中止，留华的全体德国顾问被召回，应武汉政府邀请，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旋即来华。1938年8月前由德拉季文任中国军事总顾问。8月苏联又派遣了加伦将军的副手切列潘诺夫赴华，接任军事总顾问。同年下半年，苏联顾问开始陆续来到中国，顾问机构随之建立。这些机构不仅门类齐全，既有陆军、空军军事顾问，也有工兵、炮兵、坦克兵等兵种顾问，而且人数众多，队伍庞大。其中武汉会战所涉及的第三、五、九战区分别由博布罗夫和博戈柳博夫、阿尔费罗夫、阿利亚布什夫任战区高级顾问。据军委会统计，截止1938年12月中旬，援华苏联军事专家人数达到3665人。

选择切列潘诺夫赴华，苏联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与中国有过一段缘分，算是个老熟人。

黄埔军校建校时期，为了支持中国革命，苏联人将国内最优秀的军事人才热情地介绍给了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