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外的强大压力，忽必烈曾多次动过放弃四川，集中精力对付阿里不哥的念头，却迟迟未下定决心，这主要因为内部意见对立。其核心智囊金莲川幕府的谋士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削平蒙古内部的势力，其是南下灭掉临安政权。四川虽然重要，却只是次要战略目标。解决阿里不哥，拿下临安之后，巴蜀之地便是囊中之物。

反对放弃四川的主要有两种声音。第一种是以廉希宪为首的诸臣，他们认为巴蜀地域广阔，物资丰富，秦得蜀以灭六国，不可轻易言弃。第二种则是蒙军内部的利益集团。汪氏蒙古汉军占据和经营川北多年，早已将其视为领地，自然不肯放弃。基于同样的理由，杨大渊、张大悦、蒲元圭等新附军将领，也反对撤出四川。杨大渊在呈报忽必烈时称，”欲取临安必先取吴，欲取吴地则必平蜀“，力陈四川的重要性。

只是潼川府路战役的惨败，让忽必烈弃蜀的念头愈加强烈。他将纽璘和刘整召到开平府，主要便是想听掌握四川战况和霹雳军的第一手情况。在忽必烈看来，潼川府路丢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霹雳军。这支异军突起的势力，不仅决定着四川战局的走向，甚至可能对灭宋战争造成重大影响，令他不得不提前打算。他有一种隐隐的直觉，将来要统治汉地，临安的赵氏政权并非其最大对手，反而是初露锋芒的霹雳军。

纽璘将霹雳军的战力夸大不少，这一方面是他屡遭惨败，着实有了心理阴影，另一方面也是不突出霹雳军的强大，莫非是自己无能？他认为霹雳军火器毁天灭地，加之蜀地既多山又河流密布，极不利蒙古骑兵而利于水军和轻步兵。“蜀人凶悍，其地湿热，取之得不偿失”，纽璘力劝忽必烈撤军。

刘整向忽必烈的汇报则客观得多，他认为霹雳军是小而强。其政治清明，实行官兵民一体，首领欧阳轩也是一代明主。工农商各业蒸蒸日上，气象日新。实行均田制，耕者有其田，境内无乞丐和流民。军队纪律严明、训练颇有强度，将领也身体力行，士卒则悍不畏死，加之有十分犀利的火器，战斗力比其他宋军的战力强了不止一点半点，日后必将成为蒙军的强劲对手。

但刘整又认为，即便霹雳军据有整个巴蜀，但要北上争霸也是极难。一方面是霹雳军只是偏居一隅，土地、人口资源都有限，体量与蒙古和南宋都不是一个量级。蒙军只要将其困在巴蜀，待解决阿里不哥和临安之下，腾出手再解决也不迟。另一方面是霹雳军士兵虽然有不少来自苦寒山地的夷蕃战士，但大部分仍是身处温暖之地的山地战士，到了北方平坦而寒冷之地，其战斗力必然大幅下降。北方平坦的地形也利于骑兵行动，不必担心霹雳军北上威胁北方汉地。

对于四川的弃守问题，刘整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向忽必烈提出了编练水军的建议。他认为，宋军所长除了坚城利堡，不过水军而已。要一统天下，须得要有强大的水军。有了强大的水军，蒙军便可以轻松战胜包括霹雳军在内的南宋官军，才可能击破荆湖防线或从蜀地沿江而下直取临安。

刘整原本是金国人，后被宋军名将孟珙收入帐下。孟珙病亡后，又跟随余玠。多年的从军征战生涯，使得其不管对蒙军还是宋军极为了解。其对战局和霹雳军分析也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有理有据，颇得忽必烈之心。刘整的建议让忽必烈心中一动，只是仍未能下定决心。至于弃守四川问题，他决定静待战局的发展，伺机而定。

不觉之中，四川战局的发展便成了影响宋蒙双方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而当下的焦点便集中到了青居城攻防战上。此次战事两方的指挥官刘雄飞和钦察，恰恰也是宋蒙两方在四川的最高军事长官。青居之战，也成了事关两人荣誉的大战。两人都心性高傲，几日的试探下来，都觉得对方不过如此，都对获得大胜志在必得。

战争除了实力对比，也要看将领的谋略。宋军的营垒扎在抵近城池的山下，距河岸有五里之遥。民夫需要将运输船运在河边的辎重物资再转运到营垒之中。在常理来说，营垒之中和河中战船都有火炮，又有兵卒护送，短短五里长后勤线安全并不是问题。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刘雄飞对张珏提出挖沟筑壕保护运输线的建议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敌人即便来袭，派人驱赶便是了，何必大费周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