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乌拉那贪腐案发，乾隆调长麟署理闽浙总督，并负责清查乌拉那贪腐案。

没长麟想到刚到任上，金门、厦门两岛就丢失了，一番查探才发现，竟然就是兵围广州的海上巨寇周琅，长麟一边暗叹倒霉的同时也回想起这个周琅是讲理的，所以在确定闽浙水师收复不了金夏，也确实在广州领教过周琅厉害的长麟，就升起了诏安的念头来。

这个诏安来的比周琅预料中快的多，满清官府打压不下去的力量，肯定会诏安，这毫无疑问，不止满清政府，就是刚烈的明朝，不同样会诏安郑芝龙这样的海盗势力吗。这是传统的统治学，古来如此。

但来的这样快，就是一个意外了。如果不是长麟署理了闽浙总督，不管换任何一个人，恐怕不跟周琅死磕到实在没有办法，都不会想要诏安的。长麟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上次科林带着周琅的士兵杀入了广州城，长麟当时作为两广总督，确实费尽了心力，但就是无法退敌，最后才选择给对方两千万银元破财免灾。

谁承想他都从两广调到了闽浙，却还是无法避开这个海寇，对方竟然追到了福建来。

当年长麟以两广总督的权力，尚且无法阻挡住周琅，现在他位居闽浙总督就更没有信心了，不是说闽浙就比不上两广，而是因为他才刚刚上任不久，跟当地的各种势力还不熟悉，加上他又是来查案的，抓了一大批当地官员，搞的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调动太多的力量，因此他得到确实消息之后，就知道，面对周琅，是不能用强力的。

好处是，通过在广州的接触，他了解到这个海寇是可以谈判的的，说话算数，给了钱就真的会退兵。

清楚这种情况之后，长麟马上就做出决定，诏安周琅，而且要快。与其被对方打到了福州，被动的选择诏安，还不如主动出击，趁对方刚刚立足，就招安他，也省的丢失几座城池后，自己还要吃干系。

而且长麟确实怕了，如果在让这个海寇动起来，弄个兵围福州，或者兵围宁波的话，他这个闽浙总督怕是得赴了前任的老路。

前任闽浙总督伍拉那已经下狱，还是长麟亲手操作的，但长麟本人并不想这么做。现在大家都知道伍拉那是以贪腐的罪名下狱的，可谁都知道，其实这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如今这天下，当官的哪有不贪的。

这件事的起因可以推到六七年前的乾隆五十三年，当时的福州将军魁伦与闽浙总督伍拉那不合，俩人互相弹劾，伍拉那弹劾魁伦“嘻纵声”而魁伦则弹劾伍拉那结党勒贪，造成闽省吏治废弛。

两人的权力斗争因何而起外人不得而知，但起因就是将军和总督相互弹劾，如果仅此也就罢了，按照惯例，俩人最后不过是被皇帝下旨斥责一二，也就结束了。可总督伍拉那时运不济，之后几年任内接连出事。

在传统观念中，福建是一个民情犷悍之地，古来就多盗匪，其实主要还是福建地少人多，人活不下去了只能铤而走险乌拉那运气不好的是，有盗匪也就罢了，却始终弹压不下去，伍拉那亲自监督属吏捕盗，先后所诛杀百数十人，可依然杀而复起，甚至很多盗匪跑到了台湾去为祸。

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清廷在沿海地区进行了十多年的查杀天地会成员，乌拉那做的并不比广东差，但他就是摊上事了。

去年福建沿海地区的水灾，大量难民逃亡，当地读书人请求伍拉那开仓放粮，伍拉那也不予置喙，结果官声很不好。

但把伍拉那推到悬崖边的最大事件，还是陈周全的起义这种大事件，陈周全先是在同安地区，接着跑去台湾起事，历史上没有周琅，伍拉那也因此被下狱。现在台湾的事情闹的这样大，难免会有一两个大员要背黑锅。

压到伍拉那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应对叛乱的举动让乾隆不满意。乾隆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看着这几年伍拉那剿贼是越剿越多，已经怀疑对方在敷衍了事。而且伍拉那缺乏勇气，台湾叛乱之后，他驻扎泉州观望，坐实了他纵盗的嫌疑，乾隆屡次催促他去台湾镇压，可伍拉那就是裹足不前。

历史上，乾隆已经派人来查问，逼急了伍拉那才跑去台湾，当时台湾的陈周全起义已经被镇压，伍拉那是去找机会推卸责任的，他拉出鹿港巡检朱继功，起义发生之前，恰好朱继功因为家中长辈过世，以丁忧的名义回家奔丧。伍拉那于是将台湾起义的责任推给朱继功，弹劾朱继功“以丧去官，贼起，即携眷内渡，请夺官戍新疆。”

乾隆此时已经对伍拉那完全丧失了新任，下旨斥责：“伍拉纳为总督，台湾贼起，陷城戕官，朕屡旨严饬始行，继功丁忧巡检，转责其携眷内渡，加以远戍。伍拉纳畏葸迁延，乃欲以此自掩，何其不知耻也！”

乾隆认定伍拉那在推诿责任，刚好伍拉那又跟当地驻防八旗将军不和，俩人斗争多年，都想着法子把对方置之死地。

于是福州将军魁伦借机弹劾：“伍拉纳性急，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治狱多未协。漳、泉被水，米值昂，民贫，巡抚浦霖等不为之所，多入海为盗。虎门近在省会，亦有盗舟出没。”

魁伦很聪明，他不弹劾伍拉那贪腐，然而归因于他性急，一个性急的人，是不合适作为总督这样的高级职务的，可在皇帝看来，伍拉那跟手下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是结党啊，是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