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用了四十年时间，先是以东印度公司这种兼具政治、经济、军事性质的公司，接着推广到铁路公司、运河公司这种较为纯粹的商业特许公司，最后允许地方批准成立地方公司，打造了一个从国际到国内再到地方的商业公司体系。让这种大型商业组织，成为中国商业的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周琅半是主动探索，半是顺其自然，也算是水到渠成了。基本上这套体系，是跟中国文化相适应和相融合的。

最让周琅惊喜的是，商业公司的出现，竟然开始冲击到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社会精英依然歧视普通商人，但是他们并不歧视商业公司。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一种文化上的妥协和适应。

许多读书人、官员、大地主，不但不歧视商业公司，而且会积极购买商业公司的股票，或者债券。将其看作是一种良好的投资，这个意义非凡，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化。革命式的消灭旧精英阶层，确实能够立竿见影，可要让新精英成长起来并带领国家前进，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这次大革命确实惊心动魄，确实让人热血沸腾，让普通人十分痛快，看到一个个过去趾高气扬，骑在自己头顶的权贵被断头台砍下脑袋，欢呼的人群不计其数。

可是带来的后果，却让法国彻底失去了跟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资格，甚至让法国沦落到了欧洲二流国家，只能跟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为伍，跟英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如果中国也爆发这种大革命，清洗传统的地主阶层，官僚阶层和读书人阶层，中国付出的代价会比法国高无数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比法国更加严重，至少法国是支持商业的，重商主义早就有了根基，商人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中国除了这些精英，就是一群农民，让农民来统治国家，道理上确实光明正大，庶民取得了权力，但对庶民，却未必是好事。

以中国这样的国情，不死一亿人，别想摸清楚统治的经验和奥秘。至于付出的机会成本，恐怕是沦落一百年，甚至更长。周琅既不像付出一亿生命的代价，也不想付出沉沦的机会成本，就只能跟传统精英合作，慢慢改造他们。

周琅发现这种情况，是通过民间开始办理的报纸，他发现大多数商业公司披露的信息，都相当傲慢，完全没有传统商人阶层那种唯唯诺诺。这些公司的公文都相当官方，俨然自己是官府一样。

于是周琅开始亲自询问了不少人，发现普通人也将这些各级政府特许的商业公司，看成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组织，而不是普通商人经营的商铺，或者工匠经营的作坊。

周琅开始很惊讶，这完全不是他的初衷，这种商业股份公司，跟官府有个毛的关系，所有公司的运作，也不是官方性质的，他们跟普通商人一样纳税，除了股份制带来的有限责任之外，没有任何特权。

但也不奇怪，新事物总是要形成适应他的文化的。就好像后世很多人都将企事业单位，看作跟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性质。新事物总是要在老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这种特许公司，既不是官办的，也不是过去那种受到政府严密监控的十三行性质的商业组织，而是完全按照市场办事的企业，但因为要满足政府的层层条件，才能得到许可，因此他们有意无意的将自己定位为了一种非官办又非民间的组织。

社会精英也不认为这种所有人都可以持股的企业，是普通商人的店铺一样的性质，反而将这种自由买卖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官府之外的公共事务。他们投资这种资产不丢人，所以才有传统精英竞相购买公司股份的事情。

而这种现象，是周琅最满意的，这意味着传统精英开始转型。这种转型也许没有新培养一个精英阶层那么快速，那么彻底，但他平稳。历史上没有经历革命而成功的国家，必然要经历这种传统精英的转型。英国的贵族转型为经营传统工商业的新贵族，德国贵族转型为农业和工业资本的容克地主阶层。日本的武士成功工商业企业家，都是这种转型。这三个国家也就相对平稳一些。没有法国那么动荡，更没有中国那么曲折。

不好的是，这些商业公司跟官方的关系太密切，肯定会出事。他们不是官僚资本，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依附于官僚阶层。所有的商业公司都依赖于官府的特许，特许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半是十年和十五年，所以保持跟官府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他们成功经营的根基。

好的是，由于全社会都给予股份制商业公司一种高大上的印象，让所有阶层都热衷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商人阶层挖空心思想成立股份公司，其他阶层也踊跃购买新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商业公司的发展势头很猛，商业力量在社会各种力量中增长很快。

为了让这种良好氛围继续下去，周琅发现大量官员入股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又反过来利用一些高官显贵的入股来宣传，给自己公司背书，吸引更多的资金。官员不能经商，这是后世很多国家的规定，目的是防备职务犯罪。周琅没有反对官员参与工商业投资，默认了这种现状。但是职务犯罪是一定要杜绝的，因此他开始严查各种商业公司为了拉拢官员，给予他们干股的现象，将其定性为腐敗，按照贪腐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