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保加利亚大公之后，周成功统治下的国土翻了一倍，如果算上马其顿的占领区，人口也翻了一倍。
但这是以他个人为纽带的两个不同国家，而且分歧越来越大，希腊、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互相敌视。
希腊人甚至开始对他这个国王有所不满，尽管战争中希腊的领土也有所扩大，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部分色雷斯地区，将边境从奈斯托斯河推进到了埃夫罗斯河，但希腊民族主义者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希腊付出的大，收获的小。如果不能吞并保加利亚，至少也应该得到大片保加利亚国土，毕竟保加利亚都是在希腊的帮助下，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但在巴尔干问题会议上，却让保加利亚得到了大部分独立后的土地，希腊几乎没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任何收获，如果说有，那也是国王个人的收获。
日益成熟的民族主义时代，国家的事情，已经不是国王个人的事情了。
希腊民族主义本就是最先觉醒的，而且作为巴尔干地区仅次于塞尔维亚独立的国家，希腊民族认同，是周成功乐于看到的，这有助于凝聚希腊国家，但民族主义狭隘的一面，又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因为那会排斥其他族群，会让国家分裂。
即便在希腊半岛，历史上也只有南部地区始终保持了希腊文化，北半部被斯拉夫化，奥斯曼人的政府，虽然带来了回教信仰，但依然没有同化希腊，尤其是希腊南部，依然牢固的保持着东正教传统。
越来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坚信这样一句话，“是希腊人就是东正教徒”，这等于将非东正教徒排除出了希腊人的概念之外，由于奥斯曼帝国长达四五百年的统治，希腊境内生活着几十万非东正教人口，这些人中有从小亚细亚半岛迁过来的突厥民族，但更多的还是皈依的希腊人，如果将这些人排除出去，对希腊的人口损失太大。
周成功没有宗教和种族偏见，在他看来，那些包着头巾在工厂里工作的女工，跟不包头巾的女工，对国家的意义是一样的。他一个中国人在希腊很难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因为民族主义越狭隘，越不可能支持他。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得而知，但奥斯曼帝国也是接受这种观念的，甚至发过来发扬光大，“是东正教徒就是希腊人”，这是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未必是奥斯曼帝国对希腊民族有多么偏爱，更多的可能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希望自己的欧洲土地上的民族成分更简单一些，让奥斯曼帝国就两个民族，一个是信仰回教的突厥族，一个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这样在行政上更容易管理。
周成功以前也推行奥斯曼的既定政策，坚决认为巴尔干地区信仰东正教的人口，都是希腊人，希腊国土，至少是国王直属的雅典区对东正教徒，无条件开放，吸引了大批人口。
可保加利亚的独立，让这些政策，彻底成了历史。保加利亚人现在就是保加利亚人，他们不再是希腊人了，他们还排挤希腊人，将希腊的宗教首领跟突厥官员一起驱逐，屠杀。
得到保加利亚大公头衔之后，周成功对保加利亚实行了更强力的控制，移植在希腊行之有效的政策，将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地区划为国王直属领地，采取开放政策。但效果并不好，因为雅典区是一个商业城市，并且快速工业化，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大家关起门来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但保加利亚是一个农业社会，跟商业文化的希腊社会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极为落后，整个国家没有几所教授保加利亚文字的学校，保加利亚人要么是文盲，要么就只能书写希腊文。
周成功本想强行推行书同文，保持这里的希腊文传统，但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哪怕他们自己也只会书写希腊文，但他们坚决要求推行保加利亚文字。
最麻烦的还是底层社会，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基于农业的自然组织，以前农村的土地是被突厥人和军事阶层占据的，这些人都信仰回教，现在农民们屠杀或者驱逐了这些地主阶层，他们瓜分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基本上形成了纯粹的保加利亚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他们的排外性很强，连希腊籍主教都无法接受，更何况希腊语学校了。
保加利亚的突厥人毕竟只是少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屠杀的威胁之下，要么被杀，要么逃到了附近的城市。周成功的軍队控制了城市秩序之后，整个保加利亚在经过短期的动荡之后，渐趋平静。那些被农民赶出自己家园的地主，之后开始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但起义成功后，起义领袖们控制的政府和议会拒绝接受。周成功也不敢支持他们，哪怕他觉得奥斯曼推行的用地主统治农民的策略是有效的，他也知道支持这些地主重回农村，会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周成功不敢。因为那样会再次引发农民的暴动，他毕竟有人本主义情怀，所以他也同情农民。
他希望这些回教族群以后就能生活在城市，跟农村脱离关系。许多过去的富人沦为赤贫，有的开始以自己带来的少量动产开始转行工商业。城市基本上没有拒绝他们，如果按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他们慢慢也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可巴尔干的问题太复杂了，民族主义者推动了这次起义，起义成功后，也把持了各种政府和议会要职。突厥民族即便逃到了城里，依然是他们的眼中钉。国王的軍队在维持秩序，对城市进行保护，暂时形成了脆弱的平衡，让保加利亚为数不多的城市，成为回教族群最后的避难所。但矛盾并没有消失，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可能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