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按皇帝性命避讳之制，须对当政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以及国讳，涉及的也不只是治下君臣，夸张的还要包含官名、地名、年号、干支、满天神佛、先贤圣人似汉光武帝刘秀时，秀才便须改做茂才，而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等五福临门等字样，而为避讳他曾祖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的名讳（然而殊不知顺治其它功过是非暂不论，他入关代明时好歹曾下诏布恩，为市恩平息汉民民怨，特许百姓可不避讳福字，谓之不可因我而教百姓无福。偏生乾隆这厮对文字忌讳敏感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变态地步，以为是孝敬他祖宗，却也不知福临泉下有知会不会大骂他这个的不肖子孙入了魔怔）。

问题是若依着避讳制，把庄子改为严子、把观世音改成观音、把彻候改成通候、把侍中改成纳言、把贞观改成真观、把丙子年该作景子年那么萧唐称帝建国，治下臣民是不是连先前大唐朝都不能说了？

然而对于这项避讳制度本来便觉得有些多此一举，也不懒得多做文章的萧唐则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便是即位后自己主动更名，召曰“也不必因朕一人，而致使天下避讳不称先朝大唐”，也不必按甚缺笔、空字之法，亦或将名头改成字典都查不到的生僻字，唐旁边加个王字旁，权当意指兴王霸之业，瑭字则以唐碧、唐玉代避讳之，简单、齐活、完事（后文称谓仍按萧唐）

而随后数日，到有一个人举家仓惶奔逃至萧唐所掌控的领土治下，并恳请拜求觐见萧唐。也正是当初在宋廷朝堂中已发觉自己已是如履薄冰，继续在东京汴梁久居下去，早晚也必将有杀身之祸的张邦昌。

当初萧唐直接揭露张邦昌隐晦于心中的秘事，也点明了他必然不能被官家赵桓所容的处境，但是也教那厮清楚对于他这等人物可用可不用，若想得庇护收容，好歹能守得个职事保得命在，张邦昌也务必要证明自己还能有些用处。而萧唐进而侵吞燕京，随即立国称帝的消息传至东京汴梁，当然也惹得赵桓发雷霆大怒。倒也正是因此，尚还没有被官家抓住致命把柄将他弄死的张邦昌在朝中并不受待见，当然除了些棘手冒险的差遣，也不会随时宣召他听用。自知赵桓暂无暇他顾，遂动用了些手段举家连夜逃奔出汴京，一路惶恐亡命奔逃至京东西路地界，一撞见齐军戎边的兵马便立刻求爷爷告奶奶的说明了来意

而张邦昌急于来投效萧唐表忠，为表自己尚且有用，先所禀说的内容差不多也正印证了萧唐的猜想：不是宋廷不想大举兴兵讨伐，而是按原来的轨迹本来已被歼灭剿除，而声势一时蛰伏的钟相，以及杨进、王善、曹成、范汝为等各地造反势力侵州掠县的势头扩张，宋境内后院频频起火，如今也仍是难以集结主力军马对萧唐构成甚不可小觑的威胁。随后张邦昌又急切表明，东京汴梁朝堂之中，也有些臣子心生犹疑，可以拉拢，直待萧唐日后欲对宋廷用计之时，那些人等也未尝不会有大用处。

虽然先前不得已被金人逼上皇位的张邦昌犯了莫大忌讳，非但对赵桓而言极不讨喜，在朝中大多臣子，尤其是那些以刚烈强硬而闻名的朝臣想必也都对他避而远之。但是按俗话说秦桧还有几个好朋友呢，张邦昌就在汴京朝堂为官，当然也有着自己的人脉关系，如今他在宋廷已是无路可走，投效之心必然极是迫切，是以虽然这厮，以及他所言遮莫也有机会“里通卖国”的臣子也教萧唐心生厌恶，但是从大局出发，能教张邦昌把自己的用处发挥到最大，也是有利无弊。

只不过，既然也已是说到秦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