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有关皇帝宝座的问题,大家达成了妥协。监国的福王得以转正,成为大明帝国新一代的皇帝,但是他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的一些保证:第一,他赞同化夷为夏的正义举动,不会干涉诸侯的内政;第二,他不会改变重农轻商(在我大明的一些士大夫那里,所谓的重农轻商,以农为本,基本上就可以解释为除了农业税,其他的税都不应该征收)的国策,增加商业方面的税收:第三,他不会限制国内人口的自由流动;第四,他不会违背祖宗之法随便开海禁(事实上海贸照样海贸,但是没有市舶司来收税);最后,他认为我大明并没有隐藏土地、土地兼并的问题。
这些保证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归结为“四不一没有”,并成为了此后日益变成了一个诸侯国俱乐部的大明帝国的祖训。这些保证使得大明朝廷的财政收入来源被严格的限制在农业税上面,而考虑到明朝的士绅免税,以及不清查隐户,不抑制土地兼并的做法,也必将使得税源不断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大明朝廷的会处在不断地财政紧缩之中。不久之后,大明朝廷的收入就缩减到了甚至都无法维持皇宫本身的基本维护,更不要说养军队和官僚的程度了。以至于大明皇帝不得不不断地将国土租借给那些诸侯,来换取用以维持朝廷生存的资金。到了后来,大明的皇帝更是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无地之皇”,整个朝廷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后世的联合国的,专门供华夏的诸侯国扯皮用的机构,而大明皇帝则成了一个类似于后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只不过这个秘书长不用选,是世袭的。而且和后世的联合国一样,在后来的大明体系内,也有对于涉及到诸侯之间的问题拥有一票否决权的所谓的五大方伯(诸侯长)。
其实,无论是福王,或者是永王,其实都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限制。但是这些条款却对除了皇室以及流寇之外的各路势力都极端的有利,自然得到了包括代表着东南一带的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的东林党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支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联盟,无论是福王或者是永王,都只是孤家寡人而已。他们又哪里真的有力量来反抗呢?况且,无论是福王或是永王,其实对于政治,都所知不多,并不能自己发现这些东西后面深藏着的恶意。而那些真正明白这些东西的深意的人,又有谁会背叛自己的利益站到两个孤家寡人一边,去对抗一个无比强大的联盟呢?所以,为了皇位,为了中兴大明,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的条款。
最为关键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了,剩下的自然就是小问题了,这其中甚至还包括福王在登基后应该立刻册立永王为太子的事情。
接着便是为了登基大典而忙碌了。虽说因为天下还不太平,而且先帝的仇还没有报,所以一切都应该从简,但是这毕竟是登基大典,所以,即使一切从简,也不能过于简单,因而,还有不少人也要陆续赶到北京来,相关的准备又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郑森,还是吴三桂,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自然都不肯轻易离开京城。而他们都不走,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军队能去追击李自成。当然朝廷还是敦促其他的一些军镇,比如高杰和姜瓖他们去追击李自成。不过这两个人对李自成都畏之如虎,虽然明知道李自成刚刚遭遇了大败,却也不敢真正追上去,只是隔着行军两天的距离,远远地吊在距离李自成的军队后面装装样子。李自成撤退的一路上,也抛弃了不少残破的,没有多少价值的城池,这倒是让这两个胆小鬼收复了好几座城池。不过依照我大明的制度,收复城池什么的,主要算策划追击的文官的功劳,而武官们的功劳是要靠首级来算的。所以,为了获得功绩,这两个胆小鬼自然不免又要做一些和当地的老乡们借个人头的事情了。总之,追击李自成的事情算是被耽搁了,李自成相对顺利的回到了他的襄京。
就在李自成回到襄京的那一天,福王朱由崧在北京登基称帝,年号依旧是弘光,同时弘光皇帝立先帝之子永王朱慈焕为太子,并且对有功之臣进行了封赏。文臣中,最早站出来支持他监国的马士英顺利入阁,并和原本的历史上一样成了内阁首辅。而钱谦益呢,也算是靠着册立之功,入了阁,虽然不是首辅,但勉强也算是宰相了。此外李建泰也得以进入了内阁,至于蒋德璟,因为在福王登基的问题上态度过于激烈,用力过猛,所以没能进入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