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了葫芦又冒起了瓢，当东欧和苏联“有控制的解体”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之后，从来就被排除在权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欧洲的核心德国与法国变得不安分起来。在失去了苏联这一庞大的外来威胁之后，立刻就想要另起炉灶搞欧元，与英美金融势力互别苗头。欧元一旦建立起来，势必形成对美元体系的霸权产生严重的动摇作用。伦敦华尔街轴心与德法同盟之间的货币冲突日趋激烈。

问题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顿体系的解体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严重失序。在黄金间接本位的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是高度稳定的，各国贸易和财政也不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因为赤字的国家势必流失真正的国家财富，从而使该国银行体系信贷能力下降，自动导致紧缩和衰退，消费出现萎缩，进口势必下降，贸易赤字消失。当人民开始储蓄，银行资本开始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贸易出现顺差，社会总财富增加。这一优美的自然循环和控制系统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反复验证过，严重的赤字根本无处藏身，货币风险对冲几乎毫无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条件。在黄金制约之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诚实和刻苦的工作来积累财富，这也就是国际银行家厌恶黄金的根本原因。

当失去黄金这一定海神针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大乱，在经过人为制造的“石油危机”造成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来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渐站稳了脚跟。作为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其价格如此上窜下跳，而其操纵权完全掌握在伦敦华尔街轴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货币过山翻滚车的欧洲国家自然满腹苦水。于是，70年代末，德国财政部长施密特找到法国总统德斯坦商量建立欧洲货币系统来消除欧洲国家之间贸易中令人头痛的汇率不稳定问题。

1979年欧洲货币系统开始运转，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欧洲国家纷纷表示了加入的兴趣。对于这个系统未来可能演变成欧洲统一货币的忧心，开始强烈地困扰着伦敦华尔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1977年开始，德国和法国就开始插手欧佩克事务，他们计划向特定的石油输出国提供高技术产品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为交换条件，阿拉伯国家保证西欧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并将石油收入存进欧洲的银行体系。伦敦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德法的另起炉灶的计划，在所有努力全部失败后，拒绝加入欧洲货币系统。

德国当时还有更大的图谋，那就是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势必最终主导欧洲大陆。为此目的，德国开始接近苏联，准备和苏联保持温和而互利的关系与合作。

为了对付德法的企图，伦敦华尔街的谋士们提出了“危机弧形带”这一理论，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兰激进势力，使中东产油地区动荡起来，其余波甚至可以波及苏联南部的穆斯林地区，此计既打击了欧洲与中东的合作前景，阻碍了欧洲统一货币的步伐，又牵制了苏联，并为美国今后军事介入海湾地区做了准备，实在是有一石三鸟之效。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果然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中东形势出现严重动荡，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世界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石油供应短缺，伊朗中断的每天300万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够由美国严密控制之下的沙特与科威特的产量补足。伦敦华尔街的石油兼金融寡头任由油价暴涨，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们一手把持着石油产业，一手控制着美元发行，有时左手出招，右手获利增加，有时则是相反，通过两手交替运作，世界岂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热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国牌”，1972月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中国不久又重回联合国。这一手严重刺激了苏联，苏联立刻觉得四面皆敌，东面有北约，西边是中国，南面还有“危机弧形带”。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的苏联立刻中断了与德国原本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当191月柏林墙倒掉，德国人欢庆统一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道：“确实，当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分析家可能会把柏林墙的坍塌比作令人长期恐惧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荡。这堵墙的倒掉意味着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会流向一个60余年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