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