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要改组中国银行，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强也不会配合。席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他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银行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友情深厚”，中央银行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入中央银行，担任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发币大权。

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交易蒋介石参股中国银行，而席家势力介入中央银行。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中国银行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改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而这使中国银行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后来长期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对国际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中国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领导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交通银行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私人资本的有特色的成长路径。

从中国银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银行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张嘉h虽是个台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财阀中私有资本一方，其背后有着外国资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过商股控股，掌握中国的金融大权，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实业。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强烈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政权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私人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脸，但蚕食瓦解私人资本的力道却在强化。

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