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之后，美元的本位制已经从名义上的黄金转向了实质上的美国国债，而卢布则是从30年代开始一直采用了黄金名义下的“计划本位制”。

在美元的世界里，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由一系列交易所组成，而交易的发生，就是货币与商品换手的过程。因此，货币深深地植入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正是商品交易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

在早期的简单交易中，买卖双方基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交易规模的扩大与货币的增长同步发生。此时，金钱呈现“刚性”特质，金钱的背后代表着已经存在的商品，其主要形态就是金银。随着交易距离的扩大，买卖双方出于对运输和方便性的考虑，逐渐接受了赊账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商业信用，即交易已经发生，金钱尚未支付。商业信用起到了替代金钱促成交易的作用，这种延期支付的体现形式就是商业汇票。随着商业信用规模的扩大，商业汇票与金钱共同形成了促进商品交易的货币供应，货币日益体现出“弹性”特点。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时代 商业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的主要特征。

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第二个时代 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工业技术带来了商品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周期长、规模大，为争夺资源和市场所爆发的战争，产生了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工业信用、国家信用、商业信用与金钱一同构成了更大规模的货币供应，来促进工业时代巨大的商品交易过程。由于工业与国家信用都是一种未来支付的承诺，而且时间比商业信用跨度更大，因此，货币供应中的“债务成分”更加突出。

但是，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模式，从制度上否定了私有制，也就间接排斥了商品交易的理念。卢布的需求，不再源于交易，而是计划的产物。

如果由国家来统一制订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计划，这种计划足够精确，而且足以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细节的话，那么，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将正好满足消费领域的需求，经济活动将如时钟一般精确无误。货币的本质就是促进交易，如果交易各方所需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事先都已被全部计算清楚了，那么交易的本质就成了以物易物，货币仅仅是统计交易发生的计量单位。

基于计划经济的理念，卢布是严格根据经济活动的事先计划，由国家银行创造并直接被塞进经济运转的链条中，不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记录者而存在的。卢布所统计的只是产品周转的总量。

从发行的角度来看，卢布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本位”制货币。

30年代初，当苏联完成计划经济模式后，在金融领域首先废除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实施了银行直接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的“私下交易”行为，这种交易所产生的信用扩张效应，干扰了计划经济对产品周转的精确计算。同时，政府废除了旧经济组织之间的商业票据流通，使得国家银行成为企业非现金结算的唯一机构，这是考虑到从前的商业票据结算组织在票据清算过程中，将迫使企业沉淀相当的资金用于结算准备，这些散落在计划之外的货币，同样会干扰经济时钟的准确运转。1931年，国内各经济部门的资金陆续集中到国家银行的清算账户上，国家银行正是用这笔钱进行了73的短期贷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与银行的功能大大萎缩，形成了“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苏联除了国家银行之外，只保留了四家长期投资的专业银行，央行基本上成为一个超级出纳，负责货币发行、短期贷款、结算等简单业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银行体系对国民经济长期投资增加1倍，短期贷款增加1。4倍，结果，工业生产量同期增长1。3倍，商品交易总额增加1。4倍。卢布与经济的时钟基本同步。

可是，随着经济体系的进化，产业类别逐渐增多，相互关系日益复杂，计划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地迅速飙升。苏联的国家计委仅仅为最重要的产品作出计划，也至少要制作2000种产品的复杂平衡计划表，其他下属部门则据此再计算出20000种产品的详细计划，然后逐级下达22。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数层出不穷，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千奇百怪，计划的制订者们根本无法为经济活动的所有细节提供相应的预测，更谈不上监督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了。而企业关注的焦点只是完成计划，缺乏改善工艺、提高质量、增加利润和强化竞争力的基本动机。

在斯大林时代，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计划的后果与犯法无异，处罚、判刑，甚至枪毙都有可能，因此，计划执行的纪律性有着相当的保障。但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政府的权威性下降，计划的执行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时钟的运转变得越来越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