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立下壮志要由穷变富、由弱变强时，他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蓄力量稳步发展，另一种则是涸泽而渔急功近利。如果他过于迫切地想发展，把省来的收人都投人事业，每天只是苦干蛮干，完全不顾健康，长期营养不良，最终身体必然垮掉，一场大病下来，许多努力都将白费。

1957年的中国，却做出了第二种选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过崭新的工厂、林立的车间、繁忙的车床、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琳琅满目的市场和农民日益丰富的餐桌展现出来，让饱经战乱和贫困的社会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工业化带来的富裕与繁荣，使人们突然发现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道路，看起来并非那么漫长。工业化的速度越快，繁荣富强的梦想就越逼真。

然而，发展工业的主要基础，却是脆弱的农业。重工业所需的设备，85是用农产品去国外换来的，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90来源于农业，1亿城市人口和5亿农民的粮食，也需要农业来提供。这就是典型的农业国在发展工业化时，所面临的普遍现象。

在工业化尚属起步阶段的中国，农业仍然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气候变化都会严重影响农业收成。这一点，在一五期间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从1953 1957年的5年间，出现了两个丰年，两个灾年，一个平年，结果1954年的大荒年使得农业减产，棉花、粮食供应不足，使得纺织等轻工业仅增长1。而农业和轻工业构成了中国消费产品的几乎全部来源，消费品减少，商业就下滑，国家财政收入也跟着萎缩，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就是农业、轻工业和商业。财政收入不足，又会影响投资和重工业。所以，1954年和1956年的灾年直接影响到1955年和1957年的经济增长。

只有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大型水利建设，才能对农业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在此之前，农业脆弱的基础，在工业化的重压之下，显得格外需要呵护。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其收入无非是用于消费或储蓄。贫穷家庭的收入中大部分用于日常开销，仅有少部分能够进行储蓄，而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的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积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消费是大众现实生活的开支，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后劲，而缺乏消费则国民无法正常生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积累比例太高，就如同饿着肚子干活，时间一长，身体必垮，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过上温饱生活的穷国，积累比例如果超过25，则农业基础肯定吃不消。

强行进行工业的高积累，则意味着农民必须减少口粮，这会构成长期的隐患如果工业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话，农民则将消极怠工，减少粮食生产，这将是经济的灾难如果再赶上连续的大灾年，则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和财政收入将遭遇灾难的平方如果工业积累用于严重畸形的工业部门，而产生巨大浪费的话，情况将是灾难的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