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业家和金融家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方式，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的工业，受到政府的精细保护和悉心扶持。对于这些行业，通产省和大藏省为企业提出详尽的行政指导，当他们认为产量过高时，就会建议企业减产，当他们认为投资过多时，会提出投资调整。企业也愿意接受这些指导，它们总是蜂拥在政府周围，以获得好处。政府对一些企业极为偏爱，对另一些则非常冷酷，即便是政府的意见或通知，只要是来自通产省，任何企业都害怕如果不遵守，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官。

日本央行在提供信用时的“窗口指导”，也是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行政指导。它与政府对整个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相当于经济政策的金融版央行对各家银行的放款总额设置一定的上限，当各银行来到央行窗口时，这种指示是一种“单纯的暗示”，但是，这种暗示却总是被无条件地接受。在各银行贷款总额受到行政制约的条件下，它们将优先贷给财阀客户。对于大藏省来说，资金的供应是基于特定政策的考虑而采取分配形式的，利率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通过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朝高利润率的方向急剧转化。在工业领域中，重化二的利润率高于轻工业，重化工业1955年占日本经济总量的51。1965年达到了64，1975年则高达75，创发达国家的最高纪录。从1950年到196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扩大了17倍，其中老产品比重仅占60，而新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比重则急速扩大。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计划性的特点十分鲜明。日本政府在工业化变轨与加速的关键转折关头，高瞻远瞩、魄力惊人，对战略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堪称成功的典范。正确的战略、完美的执行、悉心的指导、大力的扶持和精细的保护，是日本战略产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

关于竞争，日本的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日本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但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对公司的献身精神，是被日本社会认为值得提倡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鼓励。所以在国内，日本企业集团存在着竞争；而在国外，则体现为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与外国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

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骄傲地升华了日本的奇迹：“凯恩斯先生曾在1937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均1的速度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凯恩斯的这番话是在20

世纪阴暗的30年代中期说的，他在演讲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但是日本至少到1973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在20年问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率事实，凯恩斯将何言以对呢”

即便考虑到1 191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执行的纯正金本位的坚挺英镑，与1945 1971年，金汇兑本位下与疲软美元之间的货币贬值因素，人们也必须公认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的确大大高于英国人的时代。不过，一个客观因素是当年的工业革命并没有摆脱对农业的天然依赖，1以下的收入增长，真实地体现了农业增长潜力的极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经济的实际增长仅在零的上下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在50年代以后，当石油化工产品大规模取代农业原料，从而突破了轻工业的增长瓶颈时，国民收入才具备了以更高速度增长的可能。

工业化曾给西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工业化进程中，各国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也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与灾难。当工业化开始在东方扩散后，世界经济与金钱的权力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中国与日本，无论选择哪种路径，也不管要经受何种挫折，前进的方向始终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梦想。亚洲的所有国家，将陆续跟进这一历史的洪流。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壮大，将日益打破美国战后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将越来越呈现出战国时代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