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欧洲央行理论上属于超主权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难摆脱主权意识的渗透。1994年，围绕着欧洲央行的筹备机构欧洲货币局的成立，德法之间再度爆发争执。

首先是欧洲货币局的地址问题，这将意味着未来欧洲央行处于谁的势力范围之中。德国当仁不让，提出法兰克福作为最佳选择，这里是德国央行的所在地，欧洲央行设在德国央行的眼皮子底下，便于施加有形和无形的影响。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安排，德国总理科尔毫不妥协地拒绝考虑伦敦、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其他城市。法国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

在欧洲货币局的运作方式上，德国人坚持货币局必须拥有公开市场操作的职能，实质上发挥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作用，但法国人却担心大量的外汇交易将使法兰克福取代巴黎，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金融中心，因而建议用欧洲央行与各国央行联合操作的模式，试图对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分权”。不过，由于德国人提供了货币局的主要货币储备，最终还是钱说了算。

1995年，希拉克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戴高乐主义再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希拉克虽不如戴高乐那么具有鲜明的法兰西主义色彩，但对法国主权问题还是非常敏感。他虽然不是欧元的反对者，但至少称得上是个怀疑者。尤其对欧洲央行的巨大权力，希拉克始终忧心忡忡。欧洲央行一旦开始运作，法国在货币、汇率、利率方面的国家主权，将丧失殆尽，法国经济的命运将由法兰克福那帮人来决定，对于笃信国家主义的希拉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局面。在希拉克的支持下，法国财政部长卡恩doique staskahn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的“经济政府”，以便在政治上对欧洲央行进行制衡。这个卡恩就是后来担任if总裁，因绯闻事件被美国拿下的那位著名人物。

在这一非关键问题上，德国人倒是愿意作出让步。这就是1997年成立的“欧元集团”euro group。“欧元集团”由欧盟的财政部长们组成，他们定期与欧洲央行的官员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法国人希望利用“欧元集团”，将国家主义的政治势力，渗透进国际主义控制下的货币权力核心。卡恩表达了法国对于加强政府对欧洲央行进行监管的政治必要性，“如果没有实质且合法、正当的政治机构的存在，欧洲中央银行很快就会被公众当作是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机构。”

德国人紧紧抓住货币发行实权，“欧元集团”对欧洲央行的所谓制衡，仅仅是没有约束力的“定期交流”。而德国人却实际得多，他们不仅嘴里吃着货币发行权的“肥肉”，还把筷子伸向了锅里的“财政大权”。

1995年，德国人建议搞一个稳定公约，对于那些财政赤字超过gdp3的国家进行罚款。这下可惹恼了法国的希拉克，什么德国人居然还要觊觎法国人的财政预算大权罚款制度，不仅会使法国无法再动用财政力量去刺激经济，改善就业，而且会让法国在不得不这样做时，将被欧盟国家和世界舆论贬损地体无完肤，在欧元启动之前，法郎还得承受投机资本在汇率市场上的血腥屠杀。在希拉克的尖叫声中，德国人降了一些调门，把稳定公约改为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ity and groth pact，严厉惩罚的效果被削弱了。

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上，德国与法国的争执达到高潮。1997年11月，欧盟的成员国的央行行长们，一致提议欧洲货币局局长杜森贝赫，担任即将诞生的欧洲央行行长。但是，实际上决定行长人选的最终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手中。杜森贝赫是荷兰代表，而荷兰从来就是德国人的小跟班。其实，在欧洲央行的“宪法”中，已经将德国央行的制度全面进行了贯彻和强化，无论是谁来坐这个位置，执行的只能是德国央行的政策。这不仅是德国经济与货币的力量决定的，而且也被法兰克福所提供的一切软性辅助体系所强化。但是，法国人咽不下这口气，执意要将法国央行行长特里谢推到这个位置上。

所谓超主权的国际主义，从骨子里就弥漫着国家主义的色彩。权力只有一个，争抢的人却有一大帮，而且竞争者都是主权国家所推荐，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逻辑陷阱。

年5月，欧洲的首脑们为了欧洲央行行长人选，争执不下，几乎不欢而散。德国和法国各不相让，法国人坚持，如果杜森贝赫担任行长，那么他必须在2002年7月离职，也就是启动欧元纸币的半年之后。在12个小时的辩论之中，德、法、英、荷首脑们滑稽可笑地互相吐口水。

希拉克：“是谁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讨论他能多工作几

个星期上”

科尔：“你问是谁，他可不是刚从街上随便冒出来的人，你心里

清楚。”

希拉克：“他杜森贝赫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