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称为30年“中国奇迹”的原点,其实是一个严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业化基础。
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中国快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但随后的20年却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动荡中停滞不前。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调的痼疾,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被美国“经济流放”、与苏联交恶之后的中国工业化,丧失了获得廉价快速的技术扩散的渠道。仅靠中国短短30年的自身技术积累,在封闭的环境中,无论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和勤奋,也不可能赶上西方200年的工业化沉淀。这种沉淀,不仅仅体现在工业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生产组织、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整个工业体系,以及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科研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健保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重要的还有农业基础。缺乏综合体系的保证,单枪匹马搞工业化,就如同大炼钢铁,不顾协调其他行业一样,不仅后劲不足,而且后患无穷。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业本身,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背后所需要的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撞上高墙”之后,只得回头再补课。
改革开放之初,制约工业化最大的瓶颈就是农业。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还必须提供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这两座大山压在农业的身上,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积累比例达到25以上,农业经济将被窒息,工业化也会瘫痪。而从1970年以后的整整io年里,积累率年年超过30,到年再次上马“洋跃进”时,积累率竟然达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
所谓积累,就是前面讲过的猎人的故事里,为了制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资源,如果这一比例太高,储蓄不足将迫使猎人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而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1957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而且过度投资,也造成了农村因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严重压抑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繁荣。再加上扭曲的价格制度,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获得合理的消费品补偿,大大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1979年,为了扭转长期对农业的欠债,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种农产
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对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进行提价。此后6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乎年年上涨,农民收入获得了历史性的提高。同时,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正式启动,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农产品的销售自主权。“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农民的生产热情获得了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农民纯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农村消费能力,强烈地刺激着轻工业的繁荣,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短缺经济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9年终于受到遏制。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农民代表着中国炮,就是让农民直接获得利益,在农业增长的刺激下,轻工业开始获得发展动力,农村与城市同步繁荣,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改革,赢得了民心的真诚拥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重工业“投资饥渴症”的痼疾再现,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5年则达到39。3,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膨胀更为猛烈。在产销两旺的兴奋中,工业企业的工资奖金开始滥发,银行信贷逐渐失控,1964,奖金增长了1倍由于政策上对农业过去长期亏欠的补偿,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累与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财政赤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赤字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2。53倍这直接导致了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反通胀,还是放开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