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9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工业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国内市场的狭窄空间里。说国内市场狭窄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下，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交换。

加入to之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世界市场空间。正如战后的日本，狭窄的国内市场无法进一步提升工业的生产效率，而一旦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日本企业的生产规模开始迅猛扩张，而生产成本则直线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人世之后，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生产率的突变。

2000年以来，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著名品牌都在巾国开t生产，这是一次难得的技术扩散机遇。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上万名苏联专家手把手的帮助下，中国才第一次搞明白现代工业是怎么一回事，工业化社会应该如何运转。成千上万的技术专利被近乎无偿地转移给中国，无数技术难题在全套详尽的图纸和苏联专家的经验传递中，被中国技术人员逐一攻克。不过，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恐怕一百年才能碰上一次。

无论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有着自己怎样的打算，它们必然要大量雇用中国员工，这相当于中国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资本投入，为国内的科技人员提供“手把手”吸收西方技术的机会。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学习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哪怕不是最核心的研究，依然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当今的技术前沿，如何进行科学规范的实验，怎样使用先进的仪器和工具，如何书写标准的研究报告，怎样检索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各研究部门应该如何协调等基本功。他们不会永远在跨国公司工作，当他们流出时，这些技术扩散将大面积地渗透到中国的企业中。没有跨国公司送上门来，中国恐怕没有机会让数百万科研人员受到如此系统和先进的培训。仅此一点对中国未来的长远效益，就远远超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所获得的短期利润。

在此之前，中国技术人员与世界先进工业化水平差距已经拉得太大，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罢，在科技研发上与世界水平的巨大悬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企业改革怎样彻底，公司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突破技术积累的巨大瓶颈。即便是中国最重视技术研发的华为公司，每年坚持将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发，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每年投入七项原创性的发明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过了美国，世界500强里全是中国公司，仍然不能摆脱巾国受制于美国的基本格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发明家在200项专利申请，仅次于日本502054项和美国400769项。看似国的发明在“大跃进”，不过仔细分析下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超过95的国内专利申请由国内知识产权局受理，其中大多数只是打着“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只是对现有设计进行了微小变化。更具说服力的评判方式应当是获得中国以外国家的认可，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专利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和授权。结果200，仅有473项专利申请获得了以上三方专利局的受理或授权，而美国拥有14399项，欧洲有14525项，日本有15446项一2010年，获得外国专利局受理或授权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只占总数的1

中国利用跨国公司来培养技术人才，有点像杜鹃鸟借窝下蛋的模式，这如同当年中国大力鼓励出国留学一样，很多人抱怨留学政策导致了人才外流，其实，人才会外流也会回流，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中，很多人都有着留学的背景。而利用跨国公司培养人才，更将这一“留学”模式在规模上放大了一个数量级。无论这些“留学”人才最终选择创业或进入其他经济部门，他们必将成为未来经济领域的一彪生力军。

全球化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扩散所形成的技术扩散，只能逐步地渗透到国内经济体系之内，假以时日才能最终创造出真正的原创性技术突破。

经济的全球化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人们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逐步淘汰了过去陈1日和低效的生产组织方式，解除了长期制约经济高效运转的另一个重要束缚。当沃尔玛、家乐福在中国遍开连锁店时，传统的商人们和普通百姓一起见识了什么是先进的商业模式。过去人们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的媒介间接了解高度集成和高度效率的商业流通体系足个什么样子，当这些连锁店开到了家门口时，人们第一次可以直接体验现代商业的方便和低廉，并逐步了解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究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复制和模仿商业模式同样带来了中国经济面貌的巨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