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将是大国格局发生深远变化的10年，也是充满危险和挑战的10年。“中美国”在过去30年里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基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的经济在债务解杠杆的痛苦过程中，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而生产率的停滞却难以产生新的财源。因此，美国经济的大趋势将是经济脆弱、债务沉重、就业不振、消费委靡、财政恶化和赤字高企，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形成足够的储蓄增量，也不可能刺激真实和可持续的消费与投资。

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进行经济转型，重建“岩上之屋”，但困难在于政治上的阻力和经济上的乏力，这一战略不仅实施难，而且见效慢；二是重新启动资产膨胀引擎，恢复过去30年债务驱动的繁荣模式。这样不仅政治阻力小，而且经济所承受的痛苦将由其他国家进行分摊。

毫无疑问，第二条道路更符合美国“金权天下”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不过，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膨胀和债务泡沫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支撑更大的债务压力了。

这就是美国统治精英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要实现“资产再通胀”，就必须以更大的强度来“抽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中国持续出口国内储蓄是美国愿意容忍中国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中美国”婚姻的基础。但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中国创造国内储蓄的主要动力源于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又依赖中国的储蓄，在美国资产膨胀无法持续下去的情况下，“中美国”的利益共同体也就走到了尽头。

中国要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必须也必然要将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向海外倾斜转向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品和储蓄出口导向也必将随之而变。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势必伴随着出口依赖的减弱和对美国国债需求的萎缩，这将严重威胁美债帝国的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市场的繁荣能够刺激美国的出口，但是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一刺激毕竟太小了。

欧元区的诞生已经将美元流通逐步挤出了欧洲大陆，大大压缩了美元帝国的版图，海外流通的美元面临着日益过剩的趋势，这正是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暴涨的根源。美债在国际上需求不足，迫使美联储逐渐变成了国债的最大买主。如果中国削弱美债的购买，美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化。

当7700万的“婴儿潮”世代在未来10年中陆续退休时，美国的社保和医保体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塌方。仅在这两个领域中，美国政府所承诺的福利保障就形成了100万亿美元的超级“隐性负债” 沉重的医疗社保开支将对美国的财政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未来10年的巨额财政赤字无可避免。到2020年，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国债的规模也会轻松突破23万亿，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不如政府估计的那样乐观，这个数字只会更加恶化。

未来10年，美国需要惊人的资金来弥补财政的亏空，这一需求将远超过各国出口储蓄的极限

美国经济困境的核心就是储蓄匮乏，当没有足够的真实储蓄供应，美联储只能开动印钞机来制造货币财富的幻觉，其后果就是美元购买力的持续贬值，以及美元信用的不断瓦解。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恶化过程，美国越是缺乏储蓄就越需要印钞票，而日益泛滥的钞票又会加速资本逃离美元资产，导致美国丧失吸引别国储蓄的能力。

美国还能出现另一个沃尔克，以高利率和高汇率来拯救美元吗答案是否定的。80年代初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之一，能够承受超高利率和汇率的短期剧烈震荡。但未来10年的美国，在超级负债的压力之下，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所发射的“经济鱼雷”，会首先击沉美国经济自身，这无异于经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