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立国以来，以氏族为基础，以氏族联盟为民社，以民社成员为公民，以各民社土地为领土，罗马主权天然属于罗马民社和罗马公民。国家体制事无巨细无不模仿氏族，国王就是罗马民社的大家长，元老院源自氏族长老，王位空缺即由元老院摄政，公民可以竞选国王，公民大会的权利自古以来就在国王之上。公民的主要义务就是服兵役，因为参军的权利只属于公民。
早期罗马实行共耕制，耕地公有，私人财产仅限于“奴隶和牲畜”。罗马法不承认土地的私有财产权，这样罗马就形成了一个以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坚强核心。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悍，就是因为每个士兵都知道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曾担任罗马执政官的加图，在其传世名著农业志中这样论述罗马军队的本质：“最骁勇的人和最强健的士兵均系农民出身，他们追求诚实不欺、稳定的收入，并很少招致嫉妒，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极少有坏主意。”
说早期的罗马是一个农民国家，此话毫不夸张。罗马人将土地视作生命，那时罗马的奴隶很少，地主们对土地悉心照料，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以至被其他民族戏称为“好庄稼汉”。他们每日勤勉劳作之后，带来的是喜悦而充实的休息。农夫们每月进城四次，从事买卖和其他事务。真正的休息仅限于节庆之日，此时依照神命锄犁停止，不但农夫歇下来，而且连奴隶和耕牛也同享闲暇乐趣。罗马的社会围绕农地而运转，甚至连罗马的文学也发端于论述农耕的理论。
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曾经战胜过敌人，掠夺了大片土地，但没有一个民族像罗马人那样，以锄犁和血汗保全了干戈所赢得的土地。罗马人打过许多败仗，但他们却从来不割让土地以求和。罗马人的坚韧不拔源于对土地的挚爱，这是罗马能够最终战胜商人立国的迦太基的精神根源。
随着四处征战，罗马的领土不断扩大，但公民数量却在战争中不断减少，而非公民的平民越来越多，他们既不受罗马法的限制可以自由分享公有土地，还不用服兵役，这导致了公民希望服兵役的义务能够由全体有土地的居民共同分摊。随着这一改革，罗马重新清查土地，地籍册即为征兵册，不同田产数量的农民，携带不同装备参加征作战。公民对非公民并不友好，但公民之间的权利却完全平等，这两项基本原则罗马人严格执行，自己人与外人分得极为清楚。
经济稳步发展，罗马财富日增，人性的贪婪开始萌生。首先开始破坏规矩的就是已经成为终身制的国王和世袭的贵族，他们不仅公田私用，还迫使公民无偿劳动以获取更多收益，社会财富分配开始出现不公。公田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可分之地出现短缺，罗马开始将公田分给私人，而贵族们获益甚丰。贵族集团羽翼丰满之后，利用公民对土地分配不公的愤怒情绪，于公元前509年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
共和体制最大的亮点，就是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两位执政官，同时，元老院能够扩招平民，其他国家体制方面的变动不大。在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时，不是看它贴着怎样的标签，而是看它如何运转，以及这种运转的最终结果对谁更有利。政治制度的本质，就是保证国家财富怎样分配。废除王权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如果从这一标准看，共和制并没有丝毫改变社会现状。
执政官代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共和制确立的是一个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权力不再寄托于国王个人，而是由整个贵族集团负责管理。这比王权更加稳固，但是，如果贵族集团整体的贪婪程度甚至超过了王权，那么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政治体制的改革，导致了罗马财政和经济的巨变，资本的力量逐渐凌驾于国家之上。过去，罗马的国王并不愿意资本势力过于膨胀，甚至尽量增加农庄的数量以平衡资本利益集团的实力，但共和制的新贵族们却更加贪婪，其政策自始至终地贯彻了破坏农民中产阶级的目的，以大地主和豪商集团为核心的贵族统治，极力压榨濒临破产的农民阶层。
政府开始买卖谷物，食盐进行专营，国家将一切间接税的收付款以及交易活动，全部转让给了“承包商”，同时要求承包商必须具有实物担保的财力，这无疑有利于豪商贵族。于是，一大批包税商和承办人阶层迅速崛起。
包税法，即国家将财政税收以某一指定数额承包给豪商，在豪商缴纳此数之后，剩余税收全归豪商所有。至于这个指定数额则是豪商与贵族自家“勾兑”的事情，这里面的水可就深了。包税商阶层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成为罗马的巨富，包税业务利润之丰厚，以至于“罗马的富人无一不以署名或匿名的股东资格，参与承租国税的事”。5很显然，他们的巨额利润正是源于盘剥全民税收，包税制对国家财政的破坏极为深远，为害极烈。
罗马的包税商阶层，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代金融大鳄，在大肆侵蚀国家税收的过程中，他们与贵族集团实现了利益捆绑，政治影响急剧膨胀，迅速崛起为可以左右国家政策的势力集团。他们在巧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准备豪夺公有土地了。
在王政时代，公有土地开始实行有害的“占田制”，即将土地让给最先占田的豪强大户，并可世代继承，虽无正式产权，却享有特种使用权，占田者需交谷物收成的10，或橄榄油、葡萄酒产出的5，但实际上税收根本无法征集，等于豪强大户白占公有土地。
自共和以来，土地私有化政策将这些田地的“占田权”变成了“永久产权”，除了贵族和豪强大户，普通罗马公民根本无法分享这一巨大的利益，而这些永久“田赋”同样征收不到。由于公有土地大量减少，税收来源严重不足，而豪强大户霸占的公有田产却征不到税，那么国家税负就只能压在小农户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堪税赋压力而被迫负债，而放高利贷的人，正是从小农户身上盘剥税金的包税商阶层。
罗马法素以冷酷无情的执行力著称，尽管法律禁止土地抵押贷款，但却允许私人借债。私人借债实际上是以人身为抵押，一旦无法偿还，债权人甚至有权将债务人处死分尸，或将债务人及其子女一起卖到国外做奴隶，政府概不过问6。后来，由包税商演变出来的高利贷阶层，干脆动用军队，直接抓捕违约的债务人。
高利贷阶层作为债权人，对欠债农户拥有着巨大的威慑力，迫于绝望和恐惧，小农户们只有将土地转让给债主，忧愁和绝望蔓延在整个罗马农民阶层之中。中国有句古话，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还债的重要性，竟然和偿命相当。
共和制推行仅十余年，罗马社会的财富分裂就已经严重到激起民变的程度。公元前495年，战争逼近罗马，政府却严厉执行债务法，激起广大农民的公愤，罗马公民们拒绝应征打仗，这是罗马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公民公然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
执政官被逼无奈，暂停债务法的实行，释放因债务入狱的农民，并禁止再度逮捕。罗马公民这才参加战斗，打败了强敌。可等战争结束，债务法又开始严厉执行，大批农民再次陷入牢狱之灾。政府失信于民，罗马农民愤怒到了极点。次年，战争再度爆发，执政官的谎言已经被揭穿，没有人愿意再为这样的政府卖命。
最后是民众信赖的老氏族领袖担任了独裁官，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改革债务法，罗马公民才重上战场并再度获胜。结果，变法议案被元老院否决，怒不可遏的罗马公民在护民官的带领下，开进罗马并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内战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