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全盛时期，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军事扩张的红利余温尚在，和平带来了经济的自然复苏。不过，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却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支出。到尼禄统治期间5468年，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90；到图拉真时代917年，含银量降到了60年继续贬值含银量到75；到2世纪末，第纳尔仅剩50的含银量。

很明显，帝国的货币循环出了大问题。货币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经济的根子在农业。

帝国初期生机勃勃的动力是扩张，扩张停止之后靠复苏，复苏完成后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但意大利的农业非但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且已经濒临破产。在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如果农业遭到削弱，则一切基于其上的城市文明和商业繁荣都成了无水之源。

导致农业基础被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粮价过于低廉，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谷贱伤农。罗马帝国刻意压制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供养庞大的城市人口，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破产后流入城市的农民。

在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城市集群：意大利有1197个城市，高卢地区约1200个，西班牙有700个，阿非利加四省650个，东方地区包括希腊大约900个。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率之高，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在首都与各大城市之间，就是闻名世界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抵达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边陲，全长达4080罗马里。山岭可以凿通，激流架设桥梁，道路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景观，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到罗马附近的路段全是花岗岩，罗马的道路是如此坚固，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部分路段至今还在发挥运输功能。14

如此规模的都市化运动，发生在2000多年前，实在是一个奇迹，也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重负。过度超前的都市化运动，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奥古斯都皇帝为什么如此看重都市化运动，甚至不惜重创国本来戮力推行呢

当奥古斯都君临天下之时，他所面对的最大困境与秦始皇非常类似，那就是尽管帝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大片的土地，但政府的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复杂、经济各异、交通不便的庞大帝国。

罗马帝国和秦帝国在统一初期，其生产力、技术基础、经济水平、思想体系、政治架构，均不足以满足帝国直接统治领土上所有角落的高难度要求。秦始皇仓促和强行地推行郡县制，试图立刻在全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垂直统治，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秦国自身的能力，走得越急，摔得越狠。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尝试，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模样，而中国封建帝国对农村的垂直管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皇帝的中央集权必须依靠广大的乡绅阶层，才能将统治的能量辐射到庞大的农民阶层。

奥古斯都同样不可能实现帝国对民众的垂直管理，他选择的道路就是搞都市化，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塞进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

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都市化的既定国策，同时也完美地符合了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罗马的农业经济正是帝国国策和权贵贪婪的双重牺牲品。

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西班牙等行省，由于天然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其粮食价格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罗马政府本应提高关税保护意大利农业以固国本，但却错误地放弃了本土的粮食生产。在权贵集团看来，土地是财富最终极和最可靠的体现，低廉的粮价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中小农户难以为继，必然大量破产，这为权贵集团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

当农户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向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城市的手工业还相当原始和粗陋，分工远未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百万人口的罗马，并不代表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只能说明农业破产的现状。20万成年男性公民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的救济粮，意味着60万人口的家庭处于饥饿的边缘。城市中的无业流民越多，政府越需要压低粮价来“维稳”，进而加剧了意大利的农业破产，刺激了土地更大规模的兼并，导致更多破产农民涌向城市。

罗马经济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