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水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高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对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 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种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金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水浒传思想内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处。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水浒传后三十回中最精采的部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感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水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他强调水浒传中最精采的部分就在于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他又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水浒题材作品的演变等角度,突出了小说细节的重要性:
“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
胡适还特别看重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部水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因此,胡适的水浒传考证还有更高的追求,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替将来的什么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水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 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
胡适对水浒传的考证,代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系列新理念,比如重视历史背景、故事源流、版本演变、文学性质等等,从而为小说史学科的建设,铺下了第一层基石。
胡适说,在考证了宋末到元代的水浒故事,水浒的作者以及对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后,胡适总结出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在考证古史演变中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