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遭龙城之辱，当然不肯罢休，这年秋天就回抢汉人作为报复，汉地各边郡中，以渔阳损失最为惨重。武帝遂派韩安国主持渔阳军政。

原来，田蚡死后，韩安国接任丞相。可是，不久他为武帝引车时不小心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跛了，无法上朝议政。武帝遂使平棘侯薛泽继安国为相。待安国养好伤，武帝改任他为中尉，一年后又调任卫尉，此时匈奴犯边，武帝想起了这员老将，就把他派到渔阳。

安国在渔阳捉到一个匈奴俘虏，从他口中得知匈奴人的部队早已经回到了漠北。安国放心之余，给武帝上书，说渔阳只留七百人就可以了，剩下的人可以回家务农，因现在正是农忙时节。武帝批准。

可是这个俘虏所说不实，刚刚过了一个月，匈奴人的军队再次杀到。可怜安国手上只有七百人，根本无法抵挡。幸亏最后关头，燕兵来救，否则安国未能安国就先先要以身殉国了。

武帝派卫青、李息两人各率大军分别出雁门、代郡反击，斩杀千余人，大获全胜，打击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

渔阳失守，安国心里闷闷不乐，遂上书武帝请求调回长安。武帝这次没有同意，因为他得到匈奴将要再次进犯的消息，于是将安国调到右北平戍守。安国这时已经老了，旧伤加心病，不久吐血而亡。

右北平不能一日无将。于是此前“赎为庶人”的飞将军李广再次得到武帝的启用，这次他没让武帝失望，有他在右北平一日，匈奴人便不敢进犯。可是匈奴人怕李广，但天下只有一个李广，而且这个李广是个凡人，并没有分身术。于是上谷郡和渔阳又重新受到了匈奴人的“照顾”。

你抢你的，我抢我的。

一年后（公元前127年）武帝复遣卫青、李息率军出征，两人一路打到陇西，破掉匈奴楼烦、白羊王两部，斩首数千，得牛羊数百万。这是开国以来，汉朝对匈奴取得的最大胜利。

消息传来，举国振奋。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出击，汉朝得到了“河南”（此“河南”并非是今天的河南，其地在今内蒙古黄河以南）。

“河南”土地肥沃，且有黄河天险作为屏障，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此前，长安与匈奴不过隔着一道长城，取了“河南”地后，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大大减弱，而汉朝对匈奴亦从守势转为攻势。所以，此役之重要，可算是汉匈战争的转捩点。

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家境并不富裕，也没听说他祖上出过什么著名的人物。他早先学习战国时纵横家的学说，希望自己变成张仪、苏秦那一类的人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而驰骋天下。无奈天下承平已久，并不需要突然冒出一根舌头把水搅浑搅乱。

况且武帝即位以来，推重的乃是儒学。董仲舒这样的当代大儒受其尊显，主父偃看了非常眼红，于是在他晚年，转变了“学术”方向，开始学习《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当然，其他诸子百家的学问知识，他也不是刻意地回避，而是广泛地博览和吸收。

若说董仲舒是一个侧重于理论建设的学者，那么主父偃则更看重实践与应用。董仲舒大概是衣食无忧的人，他感兴趣的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是所谓“身后名”；主父偃则家境贫寒，所以他热切期盼的不是来世，而是今生，是名显于当世，是今生的物质享乐。

于是主父偃开始四处寻找机会——不光是家乡齐国，他还去过齐国以西以北的燕、赵、中山等地游学求教。可是，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燕赵等地，他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通常连钱都没有人肯借给他。这可能是因为主父偃太穷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改变贫困现状的心情太过急迫，目的性太强，所以招致别人的反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这个人，天生的跟人不合群。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四处碰壁的主父偃对诸侯国彻底失望，索性来到长安天子脚下来碰碰运气。他找到了大将军卫青。或者是因为大家都是贫贱出身，又或者是看出了主父偃身上的才华，卫青屡屡向武帝推荐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武帝并没有召见主父偃的意思。

日子水一般地流走，跟日子一起流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如今的主父偃，已是囊中羞涩、一贫如洗。更让人生气的是，那些诸侯的宾客一个个眼高于顶，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主父偃决定最后一搏，于是向武帝上书。主父偃的奏书并没有什么新意，主要是劝武帝用兵要慎重，要爱惜民力，这是汉初知识分子的共识。不过主父偃学过纵横术，因此这封奏书写得文采斐然，论理精到，故而深得武帝的喜爱。所以奏书早上递了上去，傍晚时武帝就召见了他。

另有严安、徐乐两人同时上书，其所说与主父偃也是大同小异，武帝也召见了他们。武帝对三人说：“你们此前都在哪里呢？为何我们迟至今天才得以见面？”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拜主父偃三人为郎中。而三人中，又数主父偃最为活跃，他屡次入宫进见武帝，指点江山、纵论古今，其所指陈，无不切中要害，渐渐成了武帝倚助的智囊。武帝升任主父偃为谒者，不久又升他做了中大夫。一年之中，主父偃的官帽子换了四次，四次得到提升，一时成了武帝身边最为炙手可热的“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