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就要从上层建筑着手，慢慢发展，最后改变下层经济制度。王莽改良，先改政治，第一刀砍向政府机构。

举一个例子，王莽改大司农为羲和。大司农管理农业，相当于农业部长，王莽改名字为羲和，管理内容不变。“羲和”二字来源于周朝，因为王莽想回到周朝。一般而论，如果只改名字，不变内容，属于假改革，成不了大事，也坏不了事。然而，王莽复古心切，一改再改，百姓就受不了了。再举大司农为例，王莽将它改为羲和，百姓还没适应，他又改为共工。别说百姓不能适应，朝臣都被王莽给转晕了。

政府政策讲求前后一致，互相协调，否则无法施行。王莽朝令夕改，使得百姓根本记不住各部门的名称。再以地名为例，王莽将一个地名接连更改几次。如此一来，如果大汉百姓写信，不特别注明地址，信根本无法送达。王莽改革的出发意愿很好，但是却用错了手段，结果王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一刀刚砍下去，肉还没切下来。王莽的第二刀就伸向了土地。古代中国是重农抑商，土地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国家税收主要来自土地，如果土地政策大乱，天下必然大乱。王莽为了能够恢复周朝制度，决心效仿周朝推行井田制。井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国家分配土地。然而，历史行至大汉时代，土地已经开始私有化，政府允许民间买卖土地。土地私有使得汉代出现了很多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王莽新政要收回土地，那些因掌握土地变得富有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自然不满。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的势力不大，但也不容小觑。毕竟他们是一方的霸主，如果这些人联合造反，王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下乱作一团。

王莽收回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给百姓，自然能够得到百姓的支持。然而，王莽又新颁布一条法令，禁止人口买卖。必须承认，政府禁止人口买卖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是一条好的法令。

然而，尊严也是需要经济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为了尊严，就只能饿死。中国是小民社会，平常百姓没有经济积累，通常是今年吃去年的粮。如果遇上荒年，百姓就要遭受饥荒。每逢荒年，为了避免饿死，百姓只能选择卖身为奴。如今，王莽禁止买卖人口，也就意味着遇到荒年，百姓不能卖出自己，除了打劫和造反，只有等死。禁止买卖人口很好，但前提条件是国家能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

历史上，王莽改革中最出名的要数货币改革。王莽废除汉朝的五铢钱，以新换旧，以小换大，很简单。然而，喜欢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王莽，面对复杂问题束手无策。王莽准许通用的新货币，有六种，分别是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

可以想象，大汉百姓去买一头牛，有可能背上一袋钱。如果买卖双方所带的货币恰好相异，市场上的人将不是买卖东西，而是彼此交换货币。学经济的人都了解货币只是一种通用于市场的符号。市场交易本身要求货币具有通用性，王莽制定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丧失了本身的通用性，这样一来相当于将百姓带回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阶段。

可以这样说，在极大程度上扰乱了平民阶级的日常生活作息，同时对于西汉商人阶级的利益触动是最大的。市场交易中最为重要的货币丧失了本身的通用性，这怎可使得？资产阶级最需要的就是他们手中大量货币的流通运作。

王莽效仿商朝的体制，对于经济方面进行中央控制。他在长安、洛阳等重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和钱府官，五均司市统一物资调度，稳定市场物价。如果百姓缺少资金，钱府官负责借钱给百姓。

朝廷充当银行，贷款公司角色，借钱给百姓。新的朝廷这样干，那庞大的地主，贵族阶级群体可不答应的，本来就是我放贷，你抢我生意，断我财路呀！

总之，王莽的改革并不是在周朝的基础上稍作创新，其根本目的不是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是实现他自己心中完美的理想社会。

也正是他的一系列相关操作，让后世的人猜想，他可能是个穿越者。

但无论如何，他终归是个失败者！

那他是败给了谁？他是败给了西汉的地主阶级？西汉的贵族阶级？

他是败给了西汉的整个社会群体！

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他没有启动土地国有制这一项政策，没有设立五均司市和钱府官触动了庞大的地主阶级群体和贵族阶级群体的根本利益，让他们面临丧失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危机，从而连番发动叛乱。如果没有地主阶级鼓动农民群众而发动的混合大范围起义叛乱的话，那大新王朝存活的概率终归比真实历史上要大。

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开端，都是与相应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深入合作才促成的，利益与利益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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