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炟本是个书生，工于书法以及儒家经典，称呼其为“书生皇帝”亦不为过。历来皆有人认为，书生即是软弱无能、极好意气用事之人，因而用之于国家，则必为国之祸患。登基成为九五之尊的刘炟，又会是如何一个皇帝呢？

历史证明，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所学，因循时势，书生也未必就会成为百无一用之人。刘炟在接下来的统治之中，对于各种关系的处理表现得尤其突出，充分显示出一代明君的卓然智慧。

前面提到，班超在西域真实显示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果决。亦见识到刘炟在对待班超之时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在对匈奴及西域的政策以及在对内是否延续汉明帝在位之时所用政策上，汉朝百官重臣还经过一场不亚于任何战争的唇枪舌剑。

在对内统治问题上，以太傅赵熹、司空第五伦为代表。主张改变明帝时期的严刑峻法，力求仁政治民，这似乎暗自与汉章帝所遵循的儒家之法相应和。而以太尉牟融、司徒鲍昱为首的强硬派则认为，只有延续依法治国的英明抉择，才能保持汉朝天下有法可依，人们皆循规蹈矩，百姓安居乐业，世事升平欢喜。

而在对外政策上，汉明帝在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后，就着手准备对匈奴作战。班超出使经营西域，汉军在与匈奴的作战中，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国力消耗太过迅速。至今不过三年，却已经导致国家日渐衰弱、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以校书郎杨终为代表的朝中大臣，便开始直言相谏。他们普遍认为，世祖刘秀确立“止戈息武”的国家大计，国家才得以修身养息。然而明帝继位之后，对西域诸国动武，原因有四：一来国力日盛，二来边患四起，三者怀有雄霸之心，四者则是铁血政策之施行。然今日边关战事渐渐平息，时值天下大旱，百姓温饱堪虞。为今之计，当重新遵循世祖皇帝所立政策。司空第五伦亦同意杨终所谏言。皇帝刘炟亦感觉其道理所在，然而他并不能就此决断。因为他明白，只有广泛征求意见，才会求得最终最好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太尉牟融、司徒鲍昱则强烈认为，一来当前汉军已经在西域各方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取得巨大进展，如果半途废除既定国策，则过去之努力即会全数付诸东流。二来古语有道“孝子三年不改乃父之道”，先帝刘庄在位之时，便已经定下对匈奴的铁血战略，如若改之，恐怕皇帝刘炟会枉自背负不孝的名声，对国家不利。

一时之间，朝堂陷入僵局。直到第五伦等以始皇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最终招致强大无匹的秦国败亡的结局为根据，劝阻刘炟以高祖刘邦、世祖刘秀为榜样，与民休息。只有放弃西域诸国，与匈奴等边陲国家订立和平盟约，才能够永葆大汉江山之稳定，成就太平盛世之功业。刘炟才终于下定决心，制定自己成为皇帝后的基本国策。

刘炟自小便学习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对他现在的抉择以及以后的施政，都产生出巨大影响。亦希望依靠“礼治”“德治”思想教化百姓，慑服四方。

汉章帝刘炟亦需要标榜自己的孝廉之名，以教化天下，获取民心。窦皇后拿来《舜典》，他便以其“五教在宽”为宗旨，顺便赞颂一番先帝刘庄一生的功业。当然，在延续刘庄功业之同时，亦要进行革新。为防止人心涣散，臣属离心，只能用古代经典如《大雅》《春秋》等为自己的施政策略找到理论根据。

此后，汉朝一改过去严刑峻法的政治方针，转用宽和以待天下。但似乎上天有意为难刘炟，例如当时汉朝曾爆发多次自然灾害，同时时常天有异变。《后汉书》记载：

永平十八年，刘炟新近继位，便有牛疫病流行。京师及三个州大旱不雨。

建初元年三月甲寅日，山阳、束平发生地震。八月庚寅日，有彗星出现在天市星座。

建初四年冬季，牛瘟疫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