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bor被操纵的流言在金融圈里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操纵者居然被抓住了无法抵赖的证据。

最早披露ibor操纵问题的是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4月和5月的几篇报道里，作者质疑了某些银行故意低估它们的借款成本，结果引发了一场壁垒分明的舆论战。英国银行家协会坚信ibor是可信赖的市场指标，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中也是如此；国际清算银行bis声称，“现有数据并不支持那种银行操纵利率并从中获利的假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发现，“尽管有些市场参与者和金融媒体怀疑美元ibor定价过程的诚信，但事实表明美元的ibor定价，仍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银行拆借无抵押资金的准确尺度”。

一场官方对官方、媒体对媒体、学术界对学术界的利率操纵论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学术界的参战，让利率操纵问题被置于更为严谨，也更为强烈的聚光灯下灼烤。研究表明，银行拥有庞大的与ibor挂钩的资产组合，操纵利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巨额利润。例如，2009年花旗的利率掉期合约的名义价值高达142万亿美元，美国银行497万亿美元，摩根大通493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利率掉期合约，只要风险敞口稍微放大一点，就能在ibor操纵中获得巨额利润。花旗银行在200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承认，如果利率水平每季度下滑025个百分点，净利息收入将创造936亿美元的惊人利润；如果降低1个百分点，利润将高达19亿美元。

降息怎么会让银行创造如此惊人的收益呢不要忘记美国成千上万的州、郡县、城市的地方政府、学校、医院、图书馆、自来水公司、交通管理局与银行签订的利率掉期合约，利息下降将迫使他们向银行支付巨额的利率保险金。

其实，官方对ibor被操纵也是心知肚明，这并不是什么秘密。2008年年底，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马文金rvynkg在向英国国会描述ibor时曾明言：“它ibor在许多方面是银行拒绝彼此拆借的利率，而不是任何人愿意实际借贷的利率。”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ibor操纵的问题也是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2008年巴克莱银行的雇员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交的文件中提到，“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提供诚实的ibor报价，但是我们却正在做，因为如果我们不干，我们反而会招来不必要的关注。”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在200个备忘录，提醒马文金关注ibor操纵的问题，但盖特纳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迫使英格兰银行进行实质性调查。在盖特纳发出备忘录几个月之后，一名巴克莱银行的雇员告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ibor仍然是“绝对的垃圾”。

华尔街日报对ibor操纵案穷追不舍，2011年3月和2012年2月又放出风来说，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和美国司法部开始进行ibor操纵的刑事犯罪调查。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ibor操纵是发生在伦敦，美国的司法管辖权仅限于美国国内，那美国司法部凭什么能够调查和起诉英国的涉案人员呢因为ibor利率也是美国的按揭抵押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操纵ibor利率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律，因此美国司法部有权进行国际调查和取证。

同样的道理对其他国家也适用，例如国内媒体曾报道，云南昆明市曾有人状告美国的qe政策使美元贬值，损害了他的美元存款的价值，因此将美联储告上了中国的法庭。这项指控显然超出了中国的司法管辖权；但是，如果原告律师能够找到美元贬值的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而且明显违反了中国的法律的证据，那么这样的指控也能使中国的司法部门有权进行国际调查。中国显然缺乏国际经验，而中国的经济早已与世界紧密相连，当国外的行为侵害中国国内利益的时候，中国也应该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至少应该从美国对ibor的国际调查中激发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未开放，但不少国内的投资人已经通过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基金走向了世界，无论这些基金的资产配置如何，但几乎必然会涉及ibor利率，这些投资人实际上有权向进行ibor操纵的银行进行索赔。

随着ibor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直接证据被发现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名交易员承认，他们银行的高级职员经常要求本银行的ibor利率报价人员，提交对本银行有利的利率报价，而且也时常满足一些老关系户所提出的ibor利率的要求，这一切在内部早已司空见惯。更有爆炸力的证据是交易员之间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其他通信方式所提供的对话内容，操纵利率的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