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您提到马云在服务的客户层面上,可能会和传统的银行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可能会表现在哪些地方?
周春生:我们知道阿里有很多的小金额客户,他可能跟这一块联系更紧密一些,因为这样对于他们来讲风险管理更容易,交易成本更低,因为更了解这些客户。这就像GE的金融服务公司,他说你买我GE的产品,我给你提供信贷的支持,这也是一种金融服务,他可能会和电商的业务绑定得更紧密一些。这就像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或建设银行,他就是金融的客户,他没有传统的商业方面的客户,但阿里是有的,他把传统业务和金融业务这两块更好地整合在一块,产生更强大的协同效应,我觉得在这点上,其他银行很难做到。
搜狐财经:如果马云成为银行家,您会不会考虑成为他的客户?
周春生: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对于我们来讲,要不要成为一家机构的客户,其实主要考虑几点,第一,安全;第二,回报;第三,便捷。钱放在那儿是安全的,回报又高,又方便,我就可以成为他的客户。我希望马云能做到这些。
搜狐财经:史玉柱说,一家新的银行,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第一,业务上会亏损,第二,团队磨合会出问题,所以说,民营银行即使批下来,五年内都不会有太大的起色。您认为是这样吗?
周春生:有可能吧,但我不知道现在民营银行基于新兴的技术手段,他们的运行模式能不能有巨大的创新。传统银行,新的一家银行要建网点,要招聘人才,前几年主要是准备和投入的阶段,而且新银行需要投入时间积累品牌,积累客户,积累美誉度,大家才会把钱存到这儿,这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在新的互联网时代,这个周期会不会缩短,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下一个过于死板的结论,认为一定需要多长时间。
贷款限额的存在意味着供求关系的扭曲
搜狐财经:曾经有一个基层银行业从业人员说,是不是放开存贷款利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不放开贷款总额限制,银行就能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您认为这会不会成为下一步金融改革的主要障碍?
周春生:这个我认为是蛮重要的问题,或者是蛮严重的问题,因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价格由供求决定。如果我们有所谓的贷款限额等等,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供求关系是扭曲的,这种扭曲有可能会导致价格的扭曲,本来该供应100亿,只让我供应50亿,这会导致价格的扭曲,这确实是值得央行和其他监管部门考虑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是需要有配套的,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应该建立在公平的、透明的、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而不是靠一个扭曲的、失调的供求关系。
搜狐财经:贷款总额的限制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它会不会比利率市场化更难突破?
周春生:我觉得我们不是一定要通过行政限制,用带有行政色彩的方式,所谓贷款规模限制,是不是应该考虑通过市场手段。比如在美国,我们很少听说限制哪家银行只能贷多少,因为你能够贷多少,取决于你能够吸收多少存款,取决于与你能不能满足监管的各项指标,比如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风险准备等等。如果符合这些指标,按照道理,你的经营是你自己的事。如果监管机构认为社会存款规模过大,或者社会融资总量规模过大,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调节,包括现在央行从事的回购业务,在国外就有,公开市场操作,也包括我们调整一些基准利率,监管利率市场化,国外也有基准利率。比如我们用伦敦统一拆借利率,美国叫联邦基金利率,通过这些也能够调节到供求,为什么一定要用行政性的手段?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比如存贷比等等,我觉得这种限制好像缺了一点市场化的意味,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而我们所倡导的金融改革,应该是完善市场机制,不能顺应这个潮流要的逐步退出,通过其他经济的手段、市场的手段来调节信贷的规模和货币供应。
金融机构改革比利率市场化更重要
搜狐财经: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利率管制方面,好像走得比较靠前。但很多人认为,就算利率管制放开,最终受益的也还是少数的央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现在有很多银行业都在求着那些央企贷款。
周春生:他们风险比较低。
搜狐财经:对,也就是说资金未必会流向那些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或者真正需要钱的小微企业,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周春生:一方面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需要创设更多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的金融机构,我觉得金融机构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企业,企业是逐利的。小微企业尽管相对风险高一点,但是只要风险定价能够合理地反映风险,金融机构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也许它也愿意从事这种业务,并不一定非要把钱放给中石化、中石油。他们尽管安全,但是带来的回报是相对有限的。从理论上来讲,只要定价合理,什么样的机构都可以做生意,你风险高,我要求的回报就高。
当然,融资问题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要借助于银行,包括将来的债券市场也是,在国外甚至有垃圾债券,所谓的高风险,高回报。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丰富的金融体系,利率市场化才有更好的根基。
搜狐财经:就是说不同的融资主体,应该采取不同的融资策略。
周春生:对,小微企业就别跟大型企业争抢贷款指标,你从不同的机构获得贷款,可以支付不同的利息。
搜狐财经:很多人强调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但是您曾说,金融机构改革比利率市场化改革更重要。为什么您会特别强调金融机构改革的重要性?
周春生:我觉得,利率市场化首先要建立在公正、公平、完善的市场基础之上,作为市场参与的主体,金融机构在这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谓机构改革,它包括了市场参与主体的调整,也包括我们监管机构和监管方式的变化。
从整体来考虑,利率市场化不是凭空的。这就像我们做家长一样,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利率的自由化,你的孩子要不要给他自由,还要看这个孩子的能力和心智,他的自控能力是不是发展得健全。如果这个小孩一出去就惹祸,你能够给他很多的自由吗?所以我觉得完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银行在中国是成熟的行业,改革速度也许会快一些
搜狐财经:您认为,在“两会”或者随后的一些工作会议上,会不会对金融机构改革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
周春生:实际上克强总理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两会”尽管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所区别,但是更多的内容实际上还是提出一些纲领性的东西,“两会”不可能对每一个部门实施的改革,比如金融问题、环境问题、财政问题,都出非常细化的方案,它是纲领性的,所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明确的执行方案,估计在“两会”以后,各个部门要具体落实相关的细则。
搜狐财经:金融机构改革如果要达到理想的目标,与利率市场化相匹配,估计需要多长时间?会不会像IPO改革一样,需要很多年?
周春生:也许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特别是银行机构的改革,我们有很多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当然IPO也有,但是IPO在中国确实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比如我们一直不是很重视执照,而且我们资本市场上的诚信又没有高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还需要证监会的审核,等等。但是,银行在中国相对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也许改革的速度更快一些。
搜狐财经:您刚才提到,不同的融资主体应该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金融领域有一些不和谐音,比如过度垄断,这对合理资源配置是有破坏性作用的。那么在您看来,实现金融体系多样化的关键点在哪里?
周春生:多元化是一个方面,另外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的改革,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国有银行为什么特别愿意和大型国有企业做生意?除了大型国有企业从金融角度来看风险相对可控,或者说金融机构对他们更了解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在政治上相对是安全的。现在看来,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金融机构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银行的治理更加规范,这都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民币将来升值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搜狐财经: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波动比较大,很多人认为这是央行直接干预的结果,目的主要是为了打破人们对单边升值的预期。随后央行说,今后人民币可能会双向波动。您认为央行此举能达到它的目的吗?人民币双向的大幅波动是一种常态吗?
周春生:站在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双向波动应该是市场的常态,汇率是价格,肯定应该像股票一样双向波动,有时候涨、有时候跌,而不是单边的一直上涨或一直下跌。我们的汇率如果也是市场化,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005年我们搞汇改,一晃也好多年了,人民币兑美元确实出现大幅度的升值,一度从8.升到只有将近6多一点(兑换1美元)这样的水平,人民币确实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民币的升值也引起了很多的议论,“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人民币跟美元比,我们通货膨胀还是比美元要高的,但是我们却兑美元一直升值,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影响,包括对外贸领域也有一些影响。
当然,人民币持续升值,可能和全世界相对看好中国经济也有关系,跟汇率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近期确实出现了人民币小幅贬值的情况,当然也引起了市场广泛的关注,这是央行有意为之还是其他什么因素,我不妄加评论。人民币长期来看还有可能破6,但是从购买力评价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人民币将来升值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人民币自身的购买力这些年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减少,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兑美元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
当然,人民币的走势跟我们中国经济还是息息相关的,由于美国经济的好转,大家预期将来美元走强的可能性比较大。
搜狐财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将来人民币可能会在一个比较小的区间内自行调整?
周春生:那当然,这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的。要问未来是不是在一个小的区间,这个真不好说。我们刚才讲,如果是市场化的决定,汇率可能会是波动的。如果将来我们完全实现了市场化,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可能相对比较大,但不一定是单边升值,或者单边贬值的情况。我觉得在小的区间内波动,除非是有控制的,像港币,它盯住美元,所以是在小的区间内波动的,如果是浮动汇率制度就不好说了。
搜狐财经:您对今年金融改革有没有整体的期待?
周春生:我们说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包括金融领域的改革,实际上提得更多的是市场化,我也希望我们真正能进入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只有市场规范了,才能更好地谈市场化。
(采访时间:014年月)(未完待续)